1949年，在交大任职的亲戚的带领下，我去观看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在交大新文治堂的演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坐落在华山路1954号的交通大学的校门。校门古色古香，琉璃瓦顶，中间是钉满铜钉，平时不开启的两扇朱漆大门（行人由左右边出入），上方还悬挂着曾任过交大校长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题书的“国立交通大学”金字牌匾，其形式极像故宫“午门”、“乾清宫”、“太和殿”等牌匾。整座校门给人以威严和庄重之感。第一次见到交通大学的校门，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并萌发了以后要进入这所大学学习的愿望。
1952年，我如愿考入交大机械系。由于当年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并参照当时苏联教学体制进行改革，所以开学日期在国庆节以后。1952年10月的一天，我带着入学通知书，随着校园的喇叭轮番播放着对新生的欢迎、交大光荣传统的介绍以及“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的激扬歌声跨进了向往已久的交大庄严的大门。
1955年，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迁往西安，1956年春大规模迁校工作开始。9月份开学，一年级新生均往西安报到。刚刚留校担任助教的我，于9月18日与多名同窗四载的老同学，在上海华山路上的古老校门前依依惜别，搭上了驶往西安的列车。而古老的校门上“交通大学”已为“上海造船学院”所替代。
9月19日到达西安的新校址。当时正在进行大规模基建，作为教学主楼的中心楼和部分师生宿舍，已耸立在唐兴庆宫遗址对面。但学校既无围墙更无校门，校内外都是土路，整个校园都是基建工地，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所以大家就戏言“晴天洋（扬）灰路，下雨水泥路”。由上海搬迁来的“交通大学”校牌（现存校档案馆），也只能暂时悬挂于中心楼的门柱上，也许这可以称之为交大西迁之后的“首座校门”吧！
不久，迁校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即将来临，总务科的工人为迎接国庆，赶建“临时校门”，我一见就有“似曾相识”之感。询问之下方知是完全按照1955年国庆节时，上海华山路校门口搭建的“国庆牌坊”仿制的。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特意寻找到了当年建造这座“临时校门”的退休老木工张世喜师傅。他告知，1955年上海校门口搭建的“国庆牌坊”是他领着木工制作的，迁校后的第一座“临时校门”也是他组织木工建造的。难怪两者“形同一体”了。张世喜师傅还告诉我，迁校初期，置于校门口用于警卫值班和接待采访者的灰色小木屋，也是他按照华山路校门口小木屋的样子亲手仿制的。
这座为迎接迁校后第一个国庆节赶制的“第一座校门”也就是以后大家在有关交大校门的历史资料和图片中见到，称为交大西迁之后的“第一代校门”。
1959年，为迎接国庆10周年，交大西迁后的“第一代校门”被拱形校门所替代，但是它并未“退役”。现在的西安理工大学所在地，在20世纪50年代是西安动力学院的旧址，1957年并入交大被称为交大“北区”，于是就把这座“牌坊”移至“北区”南门（现西安理工大学南门）。1960年成立陕西工业大学，“北区”又与交大分离，“牌坊”重又回到交大，作为“东门”一直使用到“文革”后，建造了现在的“交通大学东门”为止。
由上海迁来的“交通大学”校牌，已经为校档案馆收藏，仿制1957年国庆节时校门口“国庆牌坊”的迁校后的“第一代校门”，在校史和校门资料中也有反映，而上海华山路校门口用于接待访客的“灰色小木屋”的复制品，它曾为迎送交大的来访者服务了漫长岁月，常引发不少老交大人对交大西迁过程的回忆。
作为交大西迁之后的“第二代”拱形校门，其形式据说是由彭康校长亲自审定的。由于结构独特和形式新颖、高大而显得雄伟，因而十分引人瞩目。它伴随交大度过了极不平凡的岁月。
“第二代”的拱形校门全由木结构组成，虽几经修葺，究竟经受不住多年的风雨侵袭。“文革”后期以砼立柱替代，柱顶饰以“三面红旗”，象征特有的政治含义。这就是交大西迁后的“第三代”校门。20世纪80年代中期，规模庞大的日本青年访华团来到古城西安在学校对面的兴庆公园联欢，学校对这座大门做了临时改建，上部加置了钢结构桁架以作装饰，一直是用到80年代后期。
现在正对着兴庆宫公园的交通大学校门建于1989年，国庆40周年前夕基本完成至年底竣工。该算是交大西迁后的“第四代”校门了。这座校门由我校艺术系贾濯非老师设计，形式新颖独特，庄重而富有时代气息。大门两侧所饰的浮雕，蕴含着我校的院系学科和交大的风格特点。校门紧临通往市区的交通大道，设计者因地制宜采取内凹弧形结构，顿使校门前的有限地面开阔。这座校门使路人和兴庆宫公园游人无不驻足瞩目，且常以能在它面前留影为快。很多外地兄弟院校同仁也多对它赞赏有加。
我所亲见的交大校门沧桑之变，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交通大学风雨岁月的一个侧面写照。现在坐落于故都西安和繁华上海的两所交通大学，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绽开出来的一对姊妹之花，再加上北京、成都和新竹的三所交通大学，则堪称中国高等学府中的“五朵金花”。
*本文编选自张镇生（1934-2002）《校门沧桑话交大》一文，原载于《校友之声》1998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