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三月彭康同志被迫害致死。十年后，中共陕西省委在为他平反昭雪的悼词中指出“彭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是党的好干部，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二十年过去了，作为教育家、哲学家的光辉形象仍然活在人们心中，他创造的精神财富——彭康教育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
一、彭康教育思想形成的基础
1、全面的教育（教学）实践是彭康教育思想的源泉。
彭康同志从事教育工作四十余载，一九二七年从日本回国后，在创造社工作，同时，又在上海艺术大学、群治大学兼任哲学教授。一九三八年从江苏省苏州反省院出狱后，在湖北省委工作，又主管“黄安训练班”的教学工作，并讲授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一年，他任华中局宣传部长时，兼任华中党校的教员、副校长。一九四五年，华中党校停办，开办“建设大学”，他兼任校长和教员，亲自给学生讲课，一九四七年，他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兼管华东党校的工作。一九四九年调山东分局任宣传部长和山东政府文教委员。又兼任山东大学的校长，一九五三年以后，历任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四十余年，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在教育战线上战斗着，活跃在大学的讲坛上，他的生命和事业都与教育紧密结合。
他的教有生涯是全面的，从教授、主管教学到领导教育；从干部训练、党校教育到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等全日制高等教育；从训练班、一般大学到国内外著名的重点大学，都有他的业迹。他对教育的认识是从一名学生，一名教师开始，逐步积累和总结了教学、教育的经验，以及领导教育的艺术，可以说，他是我党高等教有事业中比较全面的脚踏实地的教育实践者。这些扎实的实践活动形成了他办教育的基本思想，使他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及指示中能提出有力的措施并发挥创造性；在领导教育工作和制定一系列的具体方针政策中，能遵循教育规律，从实际出发，比较实事求是，因而取得一定的实效，受到教育界的赞赏。
2、系统的马克恩主义理论知识是彭康同志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彭康同志年青时代就学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时，系统地学习过自然科学知识，又有较好的社会科学基础，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流派进行过较为全面的研究探讨。以后又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研究并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革命导师的一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科学有比较系统的了解，还写过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对人类社会如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形成了科学的观念，他坚信：“哲学的任务是变更世界”[1]“人类要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等等这些对他以后在处理问题、进行教育实践中都起到指导作用，因而他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教育方针和政策，并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办事，培养一代新人。做列坚持真理，在风浪中不动摇、不妥协、不偷安。
3、广博的文化知识、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老交大教学传统”都为彭康通同志的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是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和改变人的思想意识的活动，直接影响人的智慧、品德、素质乃至体力的发展。作为教育工作的领导者就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高度的文化素养。彭康同志从日本留学间国后，在较为扎实的学业基础上，又刻苦地学习文化艺术知识，并在创造社从事普罗文学的宣传和撰稿工作；他懂得日、英、德、法等国文字；做过教授、编辑、写作和翻译工作；领导过群众运动、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和党的建设工作。他的知识是全面的、广博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为他从事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他能十分自如地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实行领导，带动群众稳步前进。
彭康同志参加我党工作近四十年，在左和右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大革命时代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极左路线影响下，被捕坐牢七年有余。以后，他又亲身经历过多次反左、反右的路线斗争，学会了如何在困难中维护党的根本利益，培养了沉着冷静、全面思考问题的才能。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也经常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从彭康同志教育思想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他是在矛盾的反复中逐步形成他的思想体系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曾经勇敢地冲击过左的做法，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教育的客观规律，减少了许多的失误；但有时他也曾处在观望、等待之中。一九五三年，他到交通大学担任校长，当时，全国一边倒地全面向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教育也是全面照搬苏联的经验，他是坚决照办的。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些经验与中国国情不完全吻合，已经造成师生负担过重，效果不甚好，他就及时调查，提出“学习苏联经验，还要很好总结运用我国过去的教学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教学经验。”[8]同时注意“发扬老交大的优良教学传统”[4]，他要求教师、干部要“领会苏联教学经验的思想性”[5]，接着，他就要求教务等部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制定适合国情的“四年教学规划”。
一九五八年，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中，出现了以下厂、下乡代替课堂教学，以劳动取代科学实验和搞单课独进、学生上讲台等左的做法，教学质量普遍出现下降趋势。当这种思潮像潮水般涌来时，个人的力量自然是无法抵挡的，虽然彭康同志不赞同，也不得不说出“炼几天钢铁，过过瘾吧！”的违心话来。因此，当“调整、巩固、提高”的秩序，大搞调查研究，总结各种类型的改革经验和教训，探索理工科大学的办学道路。他在各种会议上，都反复强调尊重教育规律，提高教学质量。并正确阐明如何处理高等学校一系列关系的意见。但在一九六六年前后，他也曾发表过一些与他教有思想不合拍的意见，有些是比较消极的。
《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制定的过程中，西安交通大学提供了大量的典型材料，彭康同志的许多想法和认识在条例中得到反映，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发表了许多办好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指导西安交大的办学、教学实践、培养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较突出的几次讲话是：一九六一年《关于师资培养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一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三年两次《关于提高教学质量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五年《在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等等，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办大学教育的基本观点和他的教育思想。由于所处历史时期矛盾比较复杂，他的教育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破坏下，许多想法还来不及实践就夭折了。但作为一个历史经验和一种教育思想，至今仍十分宝贵。
交通大学的办学传统和教学特色是受国内外赞誉的。在旧中国他就非常注重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坚持择优录取新生；入学后重视对学生加强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严格考试考查，一丝不苟；强调学以致用，理论结合实际；注意教育学生追求真理、勤奋刻苦，培养出的学生深受社会的欢迎。彭康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他强调要发扬老交大的优良传统，总结、继承交大的办学经验，来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他经常召集老教授们讨论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听取他们对办学的意见；组织人力调查学生质量，作为进行教育改革的依据。尤其对新生质量、基础理论教育和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师资等更是注意吸取老交大有用的经验。在他的指导下，西安交大曾经在1960年由张鸿副校长牵头对老交大的传统进行过总结，概括为“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的经验。以后，彭康同志又反复强调继承精华、除去糟粕，注入新内容。经过许多人的实践、努力，总结出交大的优良传统为“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这些在彭康的教育思想中都有体现。可以说，彭康同志在交大传统的启迪下，丰富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同时，他又使老交大的传统渗入了新的血液。
二、彭康同志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坚定办学方向
（1）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教育实践。
彭康同志反复强调：“我们的大学生要懂得马克思主义，关心国家大事，服从国家计划和工作需要，培养唯物主义思想，集体主义观念、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理想，使学到的知识、专业技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为此，他指示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有，要求政治课教师联系实际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政治课和培养学生共产主义品德结合起来讲，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强调干部、教师都要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改造思想，掌握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指导科学研究和组织教学。他自己则热情地为教师、干部、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党课和作各种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报告。彭康同志的这种观念是他长期认真研究马克思哲学之后树立的，他说：“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改造世界”，[7]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8]他在投身革命的早期，就热情地宣称：“确立辩证法的唯物论以清算一切反动的思想，应用唯物辩证法以解决一切紧迫的向题。”[9]以后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更坚定了这个信念，锻炼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他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特别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时，他更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认为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会偏离方向，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真谛。
（2）坚持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要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
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彭康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高等学府培养的人都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求。他曾明确地表示：“我们培养人才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而培养的，是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要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的问题的，所以要又红又专。红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10]六十年代红专大辩论中，他又旗帜鲜明地说：“我们整个国家都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我们培养的人才在那一方面接班，这是矛盾的特殊性。……我们这个多科性的工业大学是培养又红又专，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又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人才的。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文化是现代化的关键。……国家要在不长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学校要采取有效措施，培养较高科学技术水平的人才。”[11]他反对脱离实际的红专口号，认为：“红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切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都是红的”。“我们不能要求学生都成为政治活动家。工科大学是学科学的，要培养科学家，培养无线电、原子能专家。”[12]
他指出当前“学生所学业务知识和政治觉悟比较不相称，政治觉悟赶不上业务知识，共产主义道德落后于业务知识，这个矛盾必须解决”。[13]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应该相称，因而，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同时要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品德和高度的文化素养。大学生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在争取“三好”的同时，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青年人的雄心壮志就是把国家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青年人要有这样的理想、志气、才表现出青年的气魄”。[14]他鼓励学生在学习上，要追求真理、敢于创造，攀登高峰；在与困难作斗争中养成乐观的坚强的性格，在集体活动中造就对社会的责任感，团结友爱，尊重他人；他鼓励学生在体育运动和各项活动中养成良好的品格和高尚情操；他提倡在大学里建立一种民主的、目由的、有纪律的、活跃的气氛，形成“一个朝气蓬勃、人人生龙活虎，勒恳俭朴、谦虚活泼的好学风。”[15]以激发学生为美好理想奋斗，为追求真理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在西安交大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和在无线电技术教研室青年教师的谈话中他都十分明确地提出：“青年们要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16]他说：“思想活跃、就是要青年们敢想，敢说、敢干，多思考、多比较，提高识别能力。学习活跃，就是要有理想，有雄心壮志，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生活活跃，就是要有朝气，具有广泛的知识和兴趣，多样化的文化生活，正确的生活方式，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地去工作、学习。”[17]他还认为体育运动不只是为了健康，“而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18]，指示体育工作者在体育锻炼和竞技中，要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健康成长。彭康同志的“三活跃”思想在党的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指导下，形成了为社会主义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一种崭新的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六十年代西安交大培养的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在各条战线上至今十分活跃的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才中，可以看出这个思想对于他们的成长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2、提高教学质量
（1）“面向教学，面向学生。”[19]树立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中心的思想。
彭康同志在交大任职不久，积极提倡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对旧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建设、专业设置、教学组织等进行改革，努力使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组织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他找当时担任正副教务长的陈大燮教授和黄辛白同志，请他们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为学校订出三到四年的规划。规划的重点是有步骤地继续按苏联的教学计划来完成教学内容的改革，巩固教学组织，改变旧的教学方法；要求在一九五七年前后使多数的教师都学习苏联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并能结合中国实际灵活运用；使现有专业的课程都写出适应我国国情和适合我国学生水平的教材；使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他说，“学校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教学，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工作来进行。[20]他在一九五五年的交通大学党代会上强调：“整个学校工作总的方针是‘面向教学，面向学生”[21]一九六一年，中央批准公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对教育成线上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彭康积极地进行传达贯彻，他突出地讲了“教学为主”的思想，把握时机地运用“六十条”推动教学工作，在全校树立以“教学为主”的思想。
（2）尊重教学规律。
彭康同志一直告诫学校里工作的干部要懂得教学规律、教学环节，掌握学校工作的特点，希望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懂得用辩证法、唯物主义思想来指导工作；每个授课教师都能掌握认识规律，按照规律搞好教学工作”。[22]他认为教学规律的科学性、系统性是不允许任意变动的，提高教学质量就是要在尊我这些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去研究、去实践。五十年代末期，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曾经出现过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做法，一些人认为，“基础课是从理论到理论”，“专业课对某础课可以各取所需”，必须“先生产劳动再学理论课”才“符合认识规律”，为了保证劳动还搞“单课独进”等等。针对这些混乱的思潮，彭康同志组织调查研究，开展讨论，明辨是非，耐心进行说服。他说：“专业课是特殊的，基础课是一般的，应该从一般到特殊”[23]，他还说“要理解掌从一般物质运动的规律，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的概念是不能分割开的，没有系统的概念来了解物质运动，是学不好物理课的”，[24]“人类在改造自然中所积累的直接改造自然的技术专业是从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中派生出来的”，[25]因此“基础课就是要在保证其系统的条件下结合工程技术”。[26]他认为教学规律、教学环节不能任意打乱，随便颠倒，而必须遵循规律，循序渐进。
西安交大第三次党代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学校的发展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不能盲目的求大，求全、求高、求快，……要力求保证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27]。他认为破坏教学规律，搞乱教学秩序，急于独创体系，过分地强调大破大立，造成生产劳动过多，科研战线太长，削弱了正常的实验和技能训练，就会降低教学质量。他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不懂教育规律，在处理全民政治任务和学校培养人才的基本任务的关系上，考虑学校实际情况和特点不够，往往是为了完成一个时期的政治任务而忽视了学校的基本任务，在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者的关系上，又过分夸大了劳动和科研的作用。他强调全校要树立“教学为主”的思想，严禁随意改动教学计划，割裂基础课体系，以劳动代替课堂教学，变动、削弱教学环节，停课改课，更换教师等破坏教学规律的事。
（3）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
一九五八年，教学秩序曾一度被打乱，六字方针下达后，彭康首先抓了稳定教学秩序的工作。他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迅速克服教学上的薄弱环节；做到未立不破，稳定秩序，按教学进度进行教学。同时还强调了教学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组织力量制订教学行政管理制度，整顿学籍管理，修订学生成绩考核办法，严格学生报到注册制度，以及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如“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暂行条例”、“系务委员会实施办法”、“加强行政管理整顿公共秩序的暂行规定”、“教研组工作条例”、“总支委员会工作条例”。“支部委员会工作条例”等等。从教师任课、排课、教室分配到生活后勤方面的冬菜储存、棉衣补助、宿舍管理等等，件件检查落实。他说：“这些和稳定教学秩序都有关系，大家要负起责任。”[28]他要求学校一切工作有条不紊，按秩序地去办，为教好学好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4）重视基础，加强三基。
一九五四年，在彭康同志领导下，交通大学成立了一年级办公室，（后来又建立了二年级办公室，再合并成立基础课程部），这在当时是全国首创。它的任务是专为学生打好各方面的基础而设立的。在新生入学后，帮助他们更快适应大学学习生活，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远大的理想，了解大学的学习方法，学好基础理论课，为以后四至五年的学习奠定基石。彭康抽调了物理教授赵富鑫、数学教授徐桂芳等来领导这项工作。同时还配备了优秀的基础课教师和党政干部，针对新生入学后的各种问题和低年级学生的特点进行工作。他说：“一年级搞好了，有一个好基础，以后就好办了。”[20]一年级办公室也千方百计为学生打好数理化的基础创造条件，还邀请社会著名人士、科学家、教授、英雄模范作报告，帮助学生端正学习目的，树立远大志向，改进训练学习方法，效果颇好。有些报告经久不衰，至今还是新生入学的传统报告，如张鸿副校长的《谈谈大学生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以及《交大学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学风》等。彭康同志反复在各种教学会议上强调，学生到学校来的任务是学习最基本的东西——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他说：“学校的学习只是打下基础”[30]，“只有在学得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专”。[31]他形象地说：“还是要三级火箭”，[32]就是要按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循序渐进，先打“基础”，再建“高楼”。
（5）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彭康同志强调在加强型论教学的同时要联系实际。他指示教学部门要加强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强调“不结合生产的理论不讲”，但是，他所说的生产，不限于眼前，且要着眼于未来。因为学生到学校学习是为了明天去建设，“我们要为今天的生产服务，也要为明天的需要打好基础。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目光就要看得远一些。我们要在今天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打好明天科学发展的基础，为明天的生产培养人才。科学技术要走在生产的前面，不能老是跟在生产后面跑。科学技术发展了，生产就会不断地发展”。[33]他还说过，“我们不能那么狭隘，不能只管今天”。[34]针对当时过分强调生产，以生产代替教学的一些做法他借喻地说：“粮食不储备，吃了上顿等下顿，就要天天闹饥荒”。[36]
彭康同志特别强调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创造能力。他一向重视学校实验室的建设，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一九五七年修订教学计划时，他就认为教学计划既要照顾当前，又要考虑毕业后，因此，必须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所谓独立工作能力，是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37]他还说：“理论和实际结合，是指要从实际的目的出发，为着国家现代化和改造客观世界这个目的。接受的知识要在实际运用中解决问题，改造客观世界，不是从书本到书本。”[36]“学习无止境，实践也无止境，一切都要留有余地。”[38]他希望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把学生培养成“不是死头脑，而是能做到有独立见解，勇于实践，敢于创造，有独创精神的人”。[39]他要求教师也要处理好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并指出搞工业的更要注意把理论知识结合生产，使教学、科研都考虑到生产的发展和需要，但要反对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
六十年代初，全国开展了学习大庆“两论起家”的活动，高等学校也不例外，普遍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战论》。当时许多人没有认识到知识的发生、发展和知识的传授是两个不同的认识过程，不恰当地把“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规律运用于教学过程，甚至不自觉地重走了忽视基础理论、轻视书本知识的老路。彭康同志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学校的教学过程主要是传授知识，传授知识和知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是不一样的。知识的发展过程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过程。……我们传授知识是传授已经产生和已有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理论知识，是书本知识，也是从实践中来的知识。”[40]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人类认识的规律运用到教学中，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要先接受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然后通过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实验、实习、设计等许多实践性教学环节去验证这些知识，并真正掌握这些知识，然后再灵活运用，进一步创造新的知识。对此，彭康同志强调教师在传授理论知识、进行实践验证知识的过程中应启发学生的主动性，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3.建设师资队伍
（1）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教师。
彭康同志说：“教学质量高不高，关键在于教师的水平”，[41]他又说过“教改的关键也在教师”。[42]“教师是教的，学生是学的，教师是主导的，有好的教师才能教出好的学生，古今中外都是这样。”[43]他认为高等学校的一切教学活动都是通过教师来实现的，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教师的作用决定了他们在学校中的地位，因此，他认为必须尊重教师，培养教师，提高教师的水平。他主张学校各部门都要把教学工作放在首位，重视教师，为教师服务，使他们能集中精力搞好教学。一九五四年，交大在全国首先设立了“教师科”，抽调教师担任科长，把教师的学习、进修、升等、晋级、生活、福利等各项工作都放在教师科，设置专人管理，作为学校的一项专门工作来做。从此以后，教师工作在交大就特别引起重视。
（2）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
彭康同志认为高等学校的教师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政策”。[44]在这个前提下，“培养无线电、原子能等方面的科学家”。[45]因此，对教师要“红专并进，加强思想教育，加强学习”，[45]党的组织要帮助教师正确处理好红与专、进修与教学、科研与生产、理论与实践，教师和学生等等关系。使他们不仅有广博的知识，先进的专业科学理论，掌握教学规律，富于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同时，还应成为品德高尚、热爱青年、忠诚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人。特别是青年教师，他希望有更严格的要求，如规定每个青年教师上讲台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掌握基本的教学环节，试讲通过后方可登台开讲；青年教师的进修课都要通过考试，每人都要订出二到三年的“红专规划”，红专规划要定期在教研室进行检查等等。
（3）重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和组成老青结合。
彭康同志认为教育事业不是一代人的事，而且要代代相传。一个好的传统、好的作风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老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业务比较成熟，忠诚教育事业，是教学的骨干，要充分发挥他们传帮带的作用；青年教师要靠老教师来培养，青年教师是学校的未来和希望，要为他们“创造条件，全面安排，妥善步骤”，使他们迅速掌握“博深的知识，热练的技能”，[47]养成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献身精神。他主张“青老结合，工作才能有朝气”。[48]他提倡老教师和青年教师结成师徒关系，造成尊重老教师、爱护青年教师，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良好风气。为此，他亲自蹲点，搞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例如：①主张老教师边干边学，青年教师边学边干；②要加强教师对自身教学工作目的性和整体性的认识；③搞好科研主要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④教师的进修是要为将来的科技发展作好准备；⑤各个学科都要物色培养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⑥物色拔尖教师，培养成为“双肩挑”的人才等等。
（4）提倡教书育人。
他认为教师必须对学生全面负责，因此对教师就要严格些。他要求“教师以身作则去影响和带动学生”。[49]“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书育人”，[50]“教师的责任是做到最后一分钟也不要松劲”。[51]学生只有在教师指导下，才能学好。他说：“没有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生动活泼就会变成‘自由’‘自流’，也就学不好”。[52]“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学习好的重要环节，学生有了主动性积极性，教师才能教好。”[53]他还认为教学相长就是要发挥两方面的主动性，因为他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学生是主体，教师是起主导作用的，教师必须对学生全面负责。他希望肩负重任的教师，严格要求自己，教书育人，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54]
彭康对培养师资的这些基本观点，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使西安交大不仅有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而且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过去五十年代的学生已是七十年代的优秀教师，六十年代的学生成为八十年代的顶梁柱。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教师队伍不仅继承了老交大的优良的教学传统，而且在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下，经过彭康同志等一大批人的努力，使这个传统渗入了新的内容，从而更加完善，更加健全，形成了交大新的优良的教学传统和良好的校风。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4.重视政治思想教育
高等学校党的大量工作是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密切党群关系，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党在学校中的威望。彭康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1）政治思想工作要保证教育（学）任务的完成，养养合格人才。
一九五五年，交通大学首次党代会上，彭康同志就明确指出，“党的工作应该是通过它的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来保证‘面向教学，面向学生’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教学计划；提高教学质量，完成教学工作任务”，[55]“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既有科学知识又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56]他认为党委的责任是把握社会主义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掌握政策，明辩是非，通过自己的政治思想工作来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他要求各级党的组织要首先领会党的教育方针，懂得教育规律，掌握学校工作的特点，处理好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发生的问题，团结广大师生创造良好的教学条件，以便利于教和学。他要求党组织“要经常考虑研究这些问题”，“党的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钻研业务，……直接的间接的，凡对教学有关的均应注意。学校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提高教师、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乎标准的人才。”[57]
（2）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彭康同志认为党组织一定要下决心“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校工作的重大问题上”。[58]在党政关系中，党组织“要继续解决党怎样领导学校工作的问题，怎样领导好学校的问题”。[59]“党组织事事插手、处处过问，不仅会束缚有关组织和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会妨碍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党组织一定要下决心从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充分发挥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集中精力于调查研究、正确掌握政策、调整关系、团结人的工作上，以及党本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60]他强调“党的领导不能满足于做决议下指示、规定任务和布置工作；而要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促进党的生活正常化，宣传党的方针，通过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党员的模范行动，来带动群众实现党的方针”。[61]
①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彭康同志认为，“在学校的发展上、党委要注意校内校外条件，必须使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有全局观念，不可盲目行事。”[62]党组织要帮助学校各级领导“明确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专门人才”[83]。“处理好学校基本任务和一个时期全民政治任务的关系”。[64]他认为这些问题都要在保证完成教学计划的前提下去考虑，不能冲击和影响学校的基本任务。
②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也就是红与专的关系）。彭康同志认为这是学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他说：我们培养的人“政治上要过得硬”[65]，“业务上也要过得硬”[66]。认为政治的目的是作为教与学的动力，政治与业务应该结合起来。不问政治是脱离政治，把政治与业务分开也是脱离政治。他主张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中去。他说：“业务工作中有许多思想问题要去解决，解决好了，业务就能搞好，这就是政治统帅业务。如果不是这样，政治就会脱离业务）政治不管业务，不解决业务中的思想问题，政治也就会落空，就成了‘军司令’”[67]。他认为学校里教师、学生中反映出来的思想问题，主要是教与学的问题，政治思想工作必须深入其中，才能一解百解，促进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决不能靠给思想问题贴上政治标签，或以政治代替业务，或冲击业务工作等的办法去解决。
③处理好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彭康同志认为“学校各种关系中最主要的关系是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要有实事求是的估计和适当的要求，要充分看到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和在教学中的作用。……”[68]他认为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在高等学校里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是搞好教学、科研工作的关键。政治思想工作的重点就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团结他们搞好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问题”[69]。
要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党政干部要熟悉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特点，“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的工作要根据他们的特点来进行，要启发自觉性，要耐心，不能急躁，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思想上要严格，方式上要灵活，要根据各个时期的特殊情况和特殊人物的特点进行工作”。[70]他提倡“个别交谈、自由交换意见、畅谈感想”等方法来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他说：“只要科学家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爱祖国，爱人民，就不能说他是白色的科学家”[71]。对知识分子要“注重历史，不要重历史轻表现”[72]，要“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左’的、简单化的倾向”[73]。他对那些过火的斗争十分气愤，指出：“采用讽刺丑化，大会批判斗争，在政治上、学术上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最容易伤害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感倩，造成严重的隔阂”[74]。应该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制度上保证他们能顺利地工作，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此外，还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见前文）等等。他认为把这些主要的关系处理好，其他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师生关系、青老关系就好办了。他认为政治思想工作只要紧密围绕这些根本问题采进行，把这些关系调整好，党委就能在学校里较好地实行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顺利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党的威信。
（3）反对政治工作中“左”的作法，提倡平等待人，实事求是。
在学校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彭康同志说：“党组织要通过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党员的模范行动去带动群众实现党的方针”[75]。他认为政治思想工作不能靠压服的办法，而要靠政工干部的表率作用去把事情办好。党政干部要头脑清醒，排斥“左”的干扰，明确方向，任何时候都要围绕学校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去做好工作。要谦虚谨慎，平等待人，讲究民主，他说我们要“鼓励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的优良作风，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76]。
他要求共产党员言行一致，实事求是，掌握政策，分清是非。他说思想政治工作“要经常注意划清思想工作中若干重大问题的界限：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不能把反对党的方针政策一时认识不清或是对执行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看成反对党的方针政策；不能把如实反映情况或是对实际工作的缺点错误的批评，看成是否定成绩和攻击党的领导；不能把学术问题当作世界观或政治问题来批判；不能把一般思想认识问题提高到两条路线的问题上来作斗争”[77]。“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只能通过耐心说服、民生讨论、批评与目我批评的方法解决”[78]。他针对工作中一些“左”的影响，尖锐的提出批评：“作风简单，存在‘左’的倾向，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因袭反右的作法，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动辄戴上政治帽子，把一般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提高到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上，混淆了界限。他认为只有分清界限，才能旗帜鲜明，才能团结群众，调动积极性。
彭康同志提倡各级党组织要关心群众疾苦。他告诘党的支部“在教学中、工作中关心教师，帮助解决困难。克服不关心不接近教师、不虚心不民主的作风”[79]。党的干部要“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虚心商量问题，团结合作”[80]。他认为党组织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群众排忧解难。吃苦的事党员要带头。他希望各个党支部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又集中又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注释：
[1][7][8]彭康：《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文化与批判》创刊号1928年
[2]彭康：《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文化与批判》第五期1929年
[3]彭康：“在陕西省高教局召汗的教学瓣论会和教学改革经验会上的发言”1958年10月
[4]彭康：“在交大校庆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1956年
[5][6][13][19][20][21]彭康：“交通大学首届党代会上的报告”1955年1月
[9]彭康：《科学与人生观》《文化与批判》第二期1928年
[10][23][24][30][36][40][43][53]彭康：“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1961年
[11][25][26][31][32][33][34][35][37][38][42][49][50][51][52][65][66]彭康：“在1965年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1965年
[12]彭康；“关于师资培养问题的报告”1961年
[14]彭康：“在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1961年
[15]彭康：“争取整风运动全胜，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而奋斗” 1959年
[16]彭康：“与无线电技术教研室支部书记的谈话”1961年
[17]范效良：《为三活跃恢复名誉》《西安交大》十四期1978年
[18]彭康：“校常委研究体育工作会上的发言”1954年11月
[27][58][59][60][61][62][63][64][68][69][73][74][75][76][77][78]彭康；“西安交大第三届党代会上的报告”1962年
[28]彭康；“在教工大会上传达《高教六十条》”1961年11月
[54]彭康：“在第十四次党委会上的发言”1960年
[67]彭康：“我的检讨”1968年
[70]彭康：“党委会工作报告”1958年5月
[22]彭康：“反对繁琐哲学”1965年2月
[39]彭康：“传达高教部政治工作会议精神”1965年9月
[71]彭康：“学习中央五月工作会议报告”1964年
[72]彭康：“动员全体党员学习《二十三条》”1965年
[29]赵富鑫等教授的回忆1988年
作者简介：刘露茜，先后在西安交通大学校刊编辑室、党委宣传部、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
（来源：本文原刊于《高等教育研究》1988年第三期彭康教育思想研讨会特辑，选自《彭康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