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同志是我党一位老教育家、哲学家。他除了早期参加革命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后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监狱中渡过七年多时间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担任党的宣传教育的重要领导工作，先后任过华中局党校、华中建设大学领导人。解放后，1953年即受命为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直到1968年惨遭迫害，与世长辞。他在担任交大领导工作期间，我国高教事业的重大变化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是1953年高校经过院系调整，以学习苏联为基本内容进行第一次教学改革，直到1956年；第二是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接着从1958年到1960年，以全国大跃进为背景，开展教育革命；第三是从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颁布和实施“高教六十条”。后来到1965年，即“以阶级斗争为纲”，高校师生补“上阶级斗争的课”，计划在高校分批开展社教运动，直到1966年开始“文革”大动乱。这是一段多事之秋，在全国总形势下，高教事业处于反复、起落、正反两方面经验交替出现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肯况下，彭康同志领导学校工作，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思想，这方面他虽未留下宏篇巨著，但在大量的报告、讲话和教学文件中，都体现了他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富于智理的教育理论的阐述。这是彭康同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作为长期在他领导下的教育工作者，理应十分珍惜它、发掘它、研究它，以充实交大优良的教育传统，在当前的教育和教学改革中得到借鉴和发展。
彭康教育思想中的熠熠光辉，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主要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对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而深刻的阐明，始终强调培养高质量的科学技术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紧紧抓住提高教育质量作为中心环节，正确处理教学中的种种矛盾。以此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推动高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坚持实事求是，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
彭康同志在领导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运动中，总是提醒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并对某些“左”的倾向和粗暴做法表示愤慨。例如对1958年学校中开展“拔白旗”、“交心运动”等，曾明确反对，在党内会议上作过严肃批评。他反复强调“对人的处理应持慎重态度”，并在党内会议和上党课中多次讲到党内历次“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害，要求大家记取沉痛的教训，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彭康同志作为重点高校的主要领导人，他在领导工作中力求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或淡化了“左”倾思潮和政策对学校的冲击，使学校在动荡中保持相对稳定，在批判中有所保护，在乱斗中少伤害人，这应该说是煞费苦心和难能可贵的。
彭康同志在指导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有一系列独到的思想，并形成实际工作中的可贵经验，至今对高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改革仍具有现实意义。（1）他始终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要求，应该统一也必须统一。一方面他反对把红与专割裂，搞“空头政治”，认为知识分子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反对扩大政治标准的范围，乱扣“白专”的帽子。他明确提出不能把红的标准扩大到世界观、学术和生活方式问题。他还提出不论是政治还是业务，都是不断提高的过程，要区分不同对象，提出具体要求，即把先进性要求与群众性要求结合起来。（2）他明确提出，加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应是形成两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其中之一是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有利于实现党的教育方针确定的培养目标，即培养“政治坚定思想活跃、身体健康，有创造精神的革命者，即身体好、思想好、学习好。不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懦夫，不是思想简单没有创造精神的书呆子”。彭康同志对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可以归结为“生动活泼"，目标是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内容和形式都要生动活泼。他提出“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作为共青团工作的具体方针，曾对改进学校青年工作起过重大的推动和积极作用。（3）他对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种种形式主义做法有所批评，认为每次开会、听报告、读文件、以至看电影都要讨论，实际上大家心不在焉，没有效果。一定要讲求实效，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工作做活，把思想教育寓于多种生动的、群众喜好的活动之中。他一贯重视提高理工科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亲自过问和参加学生的文艺活动和体育活动，关心学生的生活安排。通过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实际效果。彭康同志经常出现在学生俱乐部、体育场地和食堂宿舍，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校内至今仍传为佳话。
还可以回顾一下彭康同志对1958年教育革命和1961年贯彻“高教六十条”的态度。经过1958年的教育革命和1960年的开门办学，利弊得失众说纷纭。彭康同志当时在学校中认真传达和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肯定了已取得的某些成绩，同时严肃地提出教育革命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病，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当时亲自主持了对机切、涡轮、绝缘三个专业调查研究的试点，多次召开党委会、干部会听取汇报，反复讨论，进行比较分析，坚决纠正因劳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科研过多而影响“教学为主”不能实现和造成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下降的问题。
1961年“高教六十条”经过中央讨论批准颁布试行。彭康同志对贯彻执行“高教六十条”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细。曾带头深入教学第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对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作出明确的回答。他在党内和全校人员中作过多次讲话，要大家不能抓住毛主席论述教育问题的片言只语生搬硬套，而要着重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教学改革实践中的问题。他要求大家认真遵循教育和教学的客观规律，明确高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要培养高质量的专门科技人才，学校必须坚持教学为主，加强基础理论、基本技能的教学和训练。他还提出要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高校工作中的若干关系，如实现学校的基本任务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关系，教学与科研、生产劳动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彭康同志曾发表过大量的精辟见解。
彭康同志针对一时流行的片面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知识的错误倾向，曾多次从认识论的理论高度，阐述了知识形成和发展的总规律与传授知识的顺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他在1965年的一次讲话中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他提出，实践——理论——实践的规律，是就人类认识的形成和发展，是就知识的总体来说的。现在已经积累的知识，即现成的知识，都是前人经过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获得的。但是我们接受已有的知识，如果都要从头再经历一次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人类就不能前进了，只能使人停留在一般动物的水平上。学校中的教学，就是把人类巳经积累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接受它、运用它。因此从教学过程来看，就不可能也不必要从实践开始或从感性认识开始，更不可能在讲授某个原理或一门课中要求实现“两个飞跃”，当然这并不排斥为使学生领会理论知识，给予必要的感性知识的材料。他还进一步就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如何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等问题作过论述。彭康同志多次提出的这些论点，虽未超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但如果考虑到当时林彪等人正在大肆宣扬和推行“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一套实用主义的方针，并已经冲击了高校的教学工作的情况，他从哲学和教育学结合上鲜明地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勇气，更需要政治上的勇气。直到今天，我们从彭康同志在特殊的政治气候下，敢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所体现的高贵品质中，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二）明确培养高质的人才是高校的根本任务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简单真理。但是在“革命”的旗号和“左”的口号盛行时，似是而非的提法混杂，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并把方针政策的实施引入歧途，在这样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具体地阐明“简单真理”，会成为一股清风吹醒人们的头脑，起着廓清迷雾的现实作用。
彭康同志在一段时间内多次重申：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人，高等理工科学校就是培养高质量的科学技术人才，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要为此服务。针对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片面的解释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他提出不能空喊口号，政治离开了业务就成了“幽灵”；高等教育为政治服务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高质量的人才。他在1962年召开的学校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总结了办学指导思想的七条基本经验，特别强调了必须正确处理学校的根本任务与全民政治任务和政治运动的关系。他提出高校培养人的任务与全民的政治任务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高校是通过完成培养高质量人才的任务来实现全民政治任务的。至于与各个时期社会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任务则应有区别，高校要在保证完成自身的基本任务的前提下，考虑是否参加和如何参加政治运动。他还提到方法论的一条原则：要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综合起来，不能不顾高校具体特点和特殊任务，笼统地要求为政治服务，甚至更狭隘地要求服从于政治运动。他在党内会议上严肃地批评过因为搞运动而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教学质量的某些做法。
为使学校培养人才的基本任务具体实施，必须制定明确的培养目标，这也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中心问题。彭康同志曾主持党委会议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经过认真思考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澄清了某些似是而非的提法。他提出，我们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具有专门知识、专门技术的知识分子，像交大这样的重点理工科高校就是要培养无线电、原子能、机电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专家，培养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建设干部。他认为，为国家培养出高质量、高水平的专门人才，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高等学校讲政治挂帅就是要挂这个帅，这项基本任务不完成还挂什么帅，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提法，只能理解为培养的学生不要脱离劳动，不能高居于普通劳动者之上，但作为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显然是不适当的，是不符合党的教育方针的基本精神的。他还多次提出，交大应该多培养几个像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这对国家是很大的贡献。对学校来说，只有培养出一批拔尖人才，才能衡量出教育质量的高低。他的这些指导思想，在学校教改实践中，在教学计划的修订、实施因材施教和拔尖培养等重大措施中都有体现，对交大培养人才的质量和一批优秀毕业生在建设岗位上脱颖而出，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彭康同志在学校领导工作中，经常明确要求：学校的一切工作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培养高质量人才这一基本任务。这是部署学校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不论是行政管理、思想政治工作、总务后勤工作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实现学校的基本任务来衡量。教育革命、教学改革也好，其他方面的改进或改革也好，一切应兴应革事宜，都要服从于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一学校的大局。如果忽视基本任务，不顾学校大局，主次不分，或是本末倒置，即使具体工作有成效，最终都会导致培养质量下降，这只能是学校工作的失误。彭康同志这方面的见解，不仅仅是涉及到领导方法的问题，实际上蕴涵着对多年来高教改革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虽无惊人之语，实为真知灼见。当前深入进行教育体制和教学改革之际，多多回顾历史的经验，多多倾听老教有家的呼声，一定是极有裨益的。
（三）紧紧抓住提高教育质量这一中心环节
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高等学校逐渐形成为一个“大基层、小社会”。事务纷繁退杂，工作千头万结。多少年来，大家都为“学校办社会”所苦恼，为学校领导人“不务正业”所困扰。然而，彭康同志作为一个万人大学的党政主要领导人，总是那样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他从不为琐碎事务而忙忙碌碌，也从不超越分工主管而事事拍板。他善于使用干部，鼓励干部大胆负责，尽责尽力，重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推动它们各司其职。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深深感受到，学校在正常情况下和处理日常工作时，并不感到彭康同志多么重要，但对学校工作的重大决策，处理学校重大事件，或应付特殊情况时，全校同志都会感到他个人的份量，他在与不在很不一样。这或许正是彭康同志与我们许多担任过高校领导工作的同志相比，显着的高明之处和可贵之处。
彭康同志在学校领导工作中，讲得最多、抓得最紧的是教育质量问题，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他的教育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其中主要内容可以简要地概括如下：（1）高校要实现培养高质量专门人才的基本任务，必须以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来保证，这是衡量一个学校水平和贡献的首要标准。教育质量是一个综合指标，要依靠学校各项工作的综合作用来达到。教育的周期较长，教育质量的检验需要一定的周期和各项指标的综合评价，要考虑到高等教育是学生接受教育的一个阶段，它只能在规定的学制内实施教学计划，因此不可能在短期内或不顾主客观条件仅凭一、二个指标作出判断。（2）提高教育质量，首要的是要保证教学质量。他对贯彻少而精、因材施教原则，提倡启发式，以及各个教学环节严格训练等方面工作的措施都经常亲自检查，总结经验，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他指出，要处理好教师与学生、集体与个人等方面的关系，要充分尊重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促进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教师对学生在各个教学环节都应该严格要求、一丝不苟；集体要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气氛，要提倡互助互学，但主要靠个人努力，独立思考，刻苦钻研；应该给学生有更多的自学和上图书馆的时间。（3）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抓好师资培养，提高教师水平。他一向把师资培养作为学校的“基本建设”亲自来抓，曾多次主持师资培养的调查研究，制定青年教师培养的目标、方向和具体计划，特别是对新建学科的青年教师的培养化费过很多精力。在教师培养中他强调要处理好红专关系。不要怕业务“冒尖”，要提高师资质量，不能满足于教学任务过得去，还要着眼于发展提高，要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充实知识，提高技能。他要求青年教师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系统学习理论知识，掌握基本实验技能，要通过多种形式系统进修，要有“知识储备”，不能“以干代学”。他提出的这些要求和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师资培养工作，从而保证了教育质量的稳定和提高。
总之，彭康同志在学校领导工作中，始终把提高教育质量放在视野的中心，紧紧抓住这一中心环节，推动学校全盘工作。这是他的办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和优点，直至今天仍很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和继承发扬。
彭康同志的教有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并留下时代的痕迹。我们无意把彭康的教育思想描绘成博大精深，更不是完美无缺。我们只是认为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多方干扰的情况下，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能敢于直言、力排众议，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党性原则，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表现了他的科学态度和独创精神，思想中显露出熠熠光辉，这正是我们应该努力发掘和虚心学习的。我们作为后学者，不应苛求于前人，而应该珍惜和继承他们的优秀遗产，使当前的改革和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符合创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要求。
作者简介：凌雨轩，曾任西安交大党委常委、总务长、副校长。
王敏颐，曾任西安交大党委常委、人事处处长，西安纺织学院党委副书记、南京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等职。
（来源：本文原刊于《高等教育研究》1988年第三期彭康教育思想研讨会特辑，选自《彭康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