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诞生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安徽庐江，不久被送往老乡家寄养，接回部队便跟随子弟学校行军转移，正规念书后一直住校到1966年大学毕业，所以同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我是通过叔叔、阿姨的叙述和历史研究的史料中了解他们的。尽管如此，父亲光辉的一生仍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1年8月26日父亲出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破落家庭，爷爷有残疾，仅靠在萍乡中学做文牍和出租祖辈分下的土地为生。父亲从小劳动,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经祠堂小学进入萍乡中学。1918年秋留学日本，经补习语言和数理化后，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并获取官费，后考入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1927年秋返回上海，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创造社党组成员、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及中共中央文委代理书记。1930年4月他不幸被捕。1937年秋出狱,经长江局董必武同志审查后，进入华中抗日根据地。历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中原局宣传部长、华中局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及校党委书记、华中建设大学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兼任秘书长和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全国解放后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山东大学校长。1952年率中央文化教育代表团赴苏联、东欧各国进行为期八个月的高等教育考察工作。同年任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7年任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校长兼党委书记；1959年7月之后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

父亲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宝贵的。

他信仰明确，献身革命。他留学期间，接受国内“五四运动”的新思想和“五卅”运动的影响，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东京都的支部，积极进行“反对干涉中国”等社会活动，同时，认真钻研哲学。在学习与实际斗争中，逐步完成由唯心论向唯物论再到辩证唯物论的转化，由朴素的爱国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化，最终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1927年秋，他完成全部学业却未等领取毕业文凭和学位证书，毅然同李初黎、冯乃超、朱镜我等人回国，加入创造社，使其转而宣传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理论。鲁迅对此给予很高评价，称创造社后期作家是“极坚实正确的人”，“已化为实践的革命者”。他积极参与组织进步文化团体以形成反对文化“围剿”的骨干力量。他是中国著作者协会的发起人和执行委员；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参与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并在成立大会上与鲁迅、田汉等同为主要报告人；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要组织者。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奋笔疾书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于1928年主办《文化批判》，并先后在《创造月刊》、《文艺批判》、《流沙》、《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等进步刊物上以每月一篇的速度，连续发表《哲学底任务》、《科学的人生观》、《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等文,并汇编成《前奏曲》哲学论文集。在这些文章中，他向社会宣称“哲学的任务是变更世界”，指出人类应该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的历史。1929年他在中国首次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与朱镜我、王学文合译《反杜林论》。

同时，他也积极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翻译《高尔基论》等著作，发表《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等文，并批判胡适及新月派的错误思潮，随后出版《新文化底根本立场》文艺理论译著论文集。同时，他以上海群治大学和艺术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经常对群众和学生发表演说报告，成为青年尊敬的朋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纤如当时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他说:“听彭康同志的讲课，奠定我的人生道路，形成了我革命的世界观。”

他坚定不屈，忠贞不二。1930年4月，他（当时的名字叫彭子劼，公开身份是浦江中学校长）不幸被捕，被指控为“意图推翻国民政府，组织暴动，进行违反三民主义的宣传”等罪名，判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民权10年。根据党的指示，他在提篮桥监狱领导难友进行五天的罢饭罢水（绝食）斗争，抗议狱方对政治犯的非人待遇。之后又利用监狱环境的暂时改善，组织难友学习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为此，他受到单独关押“风波亭”等多次重罚。他在受刑时，坚贞不屈，宁可自己咬伤舌头，不吐一字，保护难友和组织。1931年顾顺章叛变，供出彭子劼名叫彭康，是共产党员，而他在法庭上拒不承认，租借法院无证据只得暂时作罢。1935年虽经大赦减刑仍不能出狱，国民党市党部派员谈话，逼其自首被拒绝，遂将他关入苏州反省院。他在院方的刊物上发表《老子的哲学》、《荀子的研究》等文，机智地从学术上借古人论述唯物主义的正确性。1936年因被告密为“不接受改造者”，而被院方禁闭三个月。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侵犯上海，138名政治犯公推以他为首的4名难友代表与反省院院方经过13天艰苦的谈判斗争，履行“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手续后，获得无条件释放。所以，经中央认可的华东局1954年的审查结论称：“彭康同志被捕后是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的。”从29岁到36岁，漫长的7年5个月的监狱生活，造成新婚妻子离散，刚出生的儿子夭折，但丝毫没有动摇过他的革命意志。

他淡薄名利，一心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刘顺元叔叔在南京同我谈到父亲时说：“彭康同志先为安徽省工委书记，我是委员、组织部长，可后来建立淮南津浦路西省委时我任书记，他又任组织部长了，因为我先去该地区工作，情况熟悉。因此华中的干部中流传一句话，叫做‘远学老庄，近学彭康’（老子、庄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道德学家）。据说，这是李一氓同志先提出来的。”我查了父亲简历确实如此，他是安徽省工委书记时，负责领导安徽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党的工作，而在路西省委却还兼任中心区县委书记；又如，1945年12月组建华东局，尽管他已被任命为宣传部长，但因副校长张劲夫同志已先期去山东，所以他仍然留在淮阴华中建设大学，主持教学并经常亲自授课，直至次年3月率数百名师生北上，自己才赴任；又如，1948年他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调往渤海区党委兼任副书记，因为书记张晔叔叔是先于他在当地工作的山东本地干部。2001年7月2日，夏征农叔叔在上海对我也谈到类似“远学老庄，近学彭康”的提法，并说根据彭康同志的革命资历、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为人品德，同志们都认为他应该担任山东分局副书记，但他却愉快而勤恳地做着宣传部长的工作。他对每次调动都愉快接受，从不讲价钱提条件，一心为工作。再如交大西迁，从生活条件上他选择了艰苦；从工作环境上他送择了生疏；在交大原地发展和异地新建上他服从中央选择了开拓。因而在1957年校内外复杂的局面中他团结党委一班人又依靠教授们，集思广益提出“一校两地、统一领导”的方案。在边建设、边搬迁、边招生、边重组(上海、西安各调整合并多所学校)的情况下，保证教学质量，于1959年春交大的两个部分均获得国家认可的重点地位，并于当年9月分设为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均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之一。不仅交大获得空前的历史性的大发展，也为国家高等学校的合理布局作出贡献。历史使他成为西安交大的奠基人和开发大西北的先驱者。

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譬如对待干部问题。华中地区党政军的县团以上干部大多都在父亲主持的华中党校学习过。华中党校第三期起负责干部的整风审干工作，他坚持教育为主，重视学习，启发觉悟，从实际出发处理历史问题，不伤害同志，颇受大家的信赖，因而党校的经验被作为典范加以推广并上报党中央；他主持起草的华中局宣传部《关于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讨论中央决议的通知》一文被列人整风学习指定文件；他担任军直属队整风学习检查总委员会的整风文件研究总指导员，曾就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加强党性问题多次做专题报告；他正确执行党中央的决策,亲自调在研究，为纠正部分地区发生的肃反扩大化的倾向作出自己的努力。整风后期，他执笔以张云逸、曾山、赖传珠、彭康四人的名义致信中央，请陈毅同志返回华中工作。在交通大学工作期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也尽其所能保护干部，至今交大一些同志谈到这些情况时，经常还是热泪盈眶。又譬如对待理论问题，他明确反对“劳动代替课堂教学”、“生产代替科学研究”、“停课闹革命”等破坏教学规律和打乱教学秩序的作法，明确指出“语录进课堂”是不对的。他始终强调“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学生是接受间接知识的，教学不一定要从实践开始，应先传授理论，然后再到实践中去验证、运用”。试想在当时的那种“左”的形势下敢于提出这些思想并付诸实践，需要多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

他积极探索、勇于实践。1928年他所翻译的列宁的《托尔斯泰)和《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及冯雪峰翻译的另外两篇文章，共四篇经典著作“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注:《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122-123页)同年底他参与发起的“中国著作者协会”的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著作者“是出卖知识而生活”，“是知识的劳动者”。他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一年，于1941年5、6月间，同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钱俊瑞共同主持鲁艺华中分院的业务干部、文艺系及苏北诗歌协会的同志们一起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1940年3月他到现场指导华中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政府的成立。1945年他任华中建设大学校长时，倡导“上课与工作交替”、“学习自由”的教学方法成效明显，被《密勒氏评论》的美国记者爱得华·罗尔波称为“世界上最新式的大学”，向世界报道。他主持交通大学，在全国高校率先于1954年成立一年级办公室(后来演变成基础课教学部）。1955年成立教师科，负责教师的管理和培训工作。20世纪年代头几年中他组织诸如毕业生质量及适应性、专业设置、解放前后毕业生质量对比等是多项调查，在此基础上，于1956年提出“因材施教、拔尖培养”，“教师挂牌，学生自选”，学分学年制度结合等这些现在已被广泛采用而当时还鲜有人谈起的多项改革方案，努力探究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和领导工作规律，他的哲学思想贯穿于教育思想之中和领导教育工作的全过程，始终显现着他的探索与开拓精神。

确实，我对父亲的回忆。就他革命一生而言，真正只是点滴。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遭遇是悲惨的。一是因为他在1929、1930年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文化支部书记和中央文委代理书记，可能会知道一些江青、康生的情况；二是20世纪40年代，他在华中党校抵制了所谓的“抢救运动”；三是在山东分局时期，分局宣传部收到过一封揭发康生夫人曹轶欧的匿名信，康生为此毫无理由地忌恨彭康。康生在1958年视察交大时就说过挑拨的话，把“一贯右倾”的帽子扣到彭康头上。“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曾三次在公开场合诬陷彭康是叛徒，声称“怎么斗都可以"。终于使父亲遭受的迫害不断升级，1968年3月28日早晨在游斗殴打中去世。

对父亲的平反决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作出的，因而并不彻底。当时的中组部对陕西省委和西安交大党委关于彭康平反问题的请示答复称：追悼会只能在校园内举行，平反的消息不得在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上登载。受此影响，对他的事业、成就、工作、品德、气节的宣传一直是极少的。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一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始终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他作为战士、学者、教师的高尚品格与革命情操也将永远活在爱戴他的人们心中!

作者简介：彭城，彭康之子。

（来源：2008年发表在《彭康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