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同志，是新交大的奠基人，西安交大的缔造者，我党卓越的教育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1952年，中央号召加强高教战线的领导力量，彭康同志主动提出愿到交通大学^[1]工作。当时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中有益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来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彭康同志在战争年代，就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多次担任过党校校长，熟悉党的办学传统。解放后又到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考察过教育，他带了这些新鲜经验，入主驰名中外的历史悠久的交大。彭康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呕心沥血，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取得了许多新成就，突出的成就之一，我认为是组织交大西迁。

（一）

1955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边打边建的方针，决定交大从上海内迁西安。当时交大已经是一个有六千学生、在上海已有六十年历史的老大学，一旦内迁西北，谈何容易！这是对彭康同志一场严峻的考验。

根据同年五月交大校委会的布置，先在西安选校址，搞基建，作准备，1956年暑假先迁低年级。1957-1958年再分批迁高年级，争取三年迁完（造船系不迁）。1955年时上海形势紧张，备战紧急，所以决定全迁。1957年，华东形趋势于缓和，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同时也为了缓解交大内部由迁校引起的激烈矛盾，争取部分老教师的同情，在周恩来总理批准和杨秀峰部长大力支持下，彭康同志1957年6月20日，提出了一个新的迁校方案：将原来的全部西迁改为大部西迁，实际上是一个学校（即交大）两个部分（即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各系和专业，也分别不同情况，有的全迁（如动力系），有的部分迁（多数系），有的不迁（如运输起重系）。对教师调配的原则是：长期支援西北建设、长期留西安部分任教的可以实自愿；短期支援西北建设、长期在上海任教的则由学校视工作需要统一调配，体现了民主精神和自愿原则。这个方案首先解除了部分老教师一怕离开上海、二怕离开交大的顾虑；同时也解除了部分学生怕因迁校影响教学质量的顾虑，因此方案一经提出，不但两个校委会（上海、西安）一致通过，而且博得了全校师生的欢迎，再次证明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个真理，也用事实证明彭康同志决策的准确性。

在交大西迁的基础上和在杨秀峰部长亲自主持下，西安地区的高等学校也作了部分调整，将原西北工学院、原西北农学院的各一部及原西安动力学院的全部，与交大（西安部分）合并，使交大更加适应西北地区建设，更加地方化，同时交大的规模和师资阵容也大为增强，交大（西安部分）到1959年底，就发展成为万人大学（1959年在校学生达到9524人）。西北大区的高教阵容为之一新，成为中外教育史上的创举。

（二）

我与彭康同志共事十年（1955-1965）。三年迁校期间（1956-1958），我分工主持西安部分的工作，彭康同志大部分时间驻上海，总揽全局。1959年，独立建校之后，他专任西安交通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在一起工作中，我深感他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旗帜鲜明，全心全意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水平高，进取心强，继承和发扬了优良传统，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个好基础。下面重点谈谈我的感受。

1、从走自己的路说起。1961年11月彭康同志传达贯彻高教60条时谈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三个时期：一是学习英美，二是学习苏联，三是贯彻中央58年发布的教育工作方针（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说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寻找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的新路子，所以叫走自己的路，这个想法无疑是正确的、合乎八大路线的。但实践的结果如何呢？在同一报告中彭康同志一分为二地作了总结，着力说了学校在这个时期作过很多蠢事，给学校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并实事求是地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从全局说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一个是忽视了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最根本的是来自中央领导上的左倾思潮和瞎指挥。据我回忆，1958年5、6月间成都会议之后，康生窜来西安，借口传达会议精神，鼓吹所谓教育大改革，煽动学校拔白旗、插红旗，搞大跃进。于是一轰而起，打起“人民战争”来。当时有个指责的说法叫做“三脱离”，即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是给当时的教育（教学）强加的三个罪状，实际上是把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搞混淆了。当时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怎样服务法并没弄清楚。如果说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为政治经济服务，那当然是对的；如果否认学校这个特点，要求学校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否则就是“三脱离”，其结果必然会取消学校教育或者都办成党校（实际上正规党校也有它独立的教学任务），必然成为“极左派”。（1985年，中共中央制定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中说今后事业成败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就对了）。值得深思的是：毛泽东同志1957年初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讲的一些正确的思想、政策，为什么到1958年初突然偏转了，起了那么大的破坏作用，这个经历，是包含着深刻的教训的。我建议对1958年来左倾思潮及其危害和忽视教育特点及其规律应作过细的研究，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2、关于贯彻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的理论与实践。我的印象，30多年来，从中央到学校，对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问题谈得最多。直到今天，高教界同志的热点话题之一，恐怕还有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的确是办学的根本问题。彭康同志在这方面阐述较多的是58年的教育工作方针、61年高教60条规定的教育方针和64年春节座谈会以后提出的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方针。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校广大师生，要求大家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下决心永远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回忆彭康同志53年以来，就在上海作过一系列的时事政策报告，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收到显著的效果。1956年第一批迁校的师生近四千人，兴高采烈地迁来西安，就是鉴证。1958年以来，尽管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但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坚持了的，而且集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举贯彻“又红又专”为例，1958年1月，毛泽东同志发出一个“又红又专”的号召，彭康同志着力地对它作了发挥，把它作为我们学校的最根本的培养目标。他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就要又红又专，什么叫红，就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服从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但没有必要的知识技能，又怎样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要又红又专。”他还把又红又专定为师资培养的方向，要求教师在红的基础上专，他说要求学生又红又专，教师要起模范作用，教师红专统一，学生才能红专统一；又说对于科技人员，“又红又专”主要是指发展科学技术，因为他们的专业就是他们的事业。他告诫大家，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是自发产生的，必须自觉争取和建设才能形成。树立红专统一的思想也不例外。例如要求教师树立几个观点，即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就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必须经过认真地学习，改造旧思想树立新观点才行。我记得1958年以来，贯彻又红又专的教育，除了“左”的干扰之外，还遇到许多不同的思想认识问题，如所谓“三过思想”（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到硬、生活上过得好）、“红专不可得兼论”、“先专后红论”，等等。彭康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不少的阐述工作。他喜欢用钱学森同志作为大家学习的样板。彭康同志还结合学校实际说对有人不能要求过高、过多，比如对归国华侨、华裔便不能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有什么要求，因为不能强加于人。他还说对干部、教师，由于专业和各人的基础都不同，要求也不能千篇一律。对科学家要求出科研成果，这就是他们的政治任务，科学家如果没有业务就成了“政治科学家”。对他们要通过学习，潜移默化，逐步改造世界观，使他们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解决社会主义劳动态度问题，以便为社会主义服务得更好。

1978年，在中央召开的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讲话，对又红又专问题又作了新的解释。他讲的两句名言是“专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我领会他讲的红，仍然是指政治方向，而红一定要专，则是要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掌握知识，精通业务；专不等于红，则是激励专家们提高认识，扩大视野，跟上时代。这在实质上提出了新时期办学的方向和质量问题的全面要求。彭康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已自觉沿着这个方向建设新交大，显然这是他对党的办学传统的发展，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很有远见的。

（三）

从搞四个现代化其中科学文化是关键出发，贯彻教育方针和实现培养目标，对我们学校来说就是要培养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干部，服务于科学文化现代化，这个政治方向必须明确。这也是教改的出发点。

彭康同志对教改谈了许多很好的观点。他把这些观点归纳成许多关系问题。61年讲了四个关系：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师生关系，最后还讲了个民主作风问题。65年又重点讲了培养目标问题、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发挥教师主导作用问题。我体会彭校长突出的教学思想有三点：首先是重视三基，即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可归纳为重视教学内容；其次是理论联系实际，即重视教学方法；第三，决定的因素是教师。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交大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基地，一方面必须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同时必须学好“三基”，特别是基础理论。1958年—1660年“教育大革命”期间，从课程排列、教材内容到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试验，已出现打乱体系、削弱基础的危险，针对这个情况他提出还是按基础课、基础技术课、专业课“三级火箭”分类、排序好；他认为基础课就是要在保证其系统的条件下结合工程技术。他说教学要给学生“三基”，而且要严格要求。要教给学生会分析会整理感性材料，将来搞科研、做工作都需要这种能力；凡有规格要求的，都要合乎规格，不合规格再来，要培养“三严”作风。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他非常注意辩证地对待理论与实践。例如教育工作中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怎样获得的，与此同时还应引导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古今中外多少教育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围绕这个中心，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彭康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运用他的广博的知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结合《实践论》的学习，讲清了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与教学过程的异同；讲清了在教学过程中，正确运用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的必要性。[我记得1959年配合贯彻六字方针（整顿、巩固、提高）时，中央曾专门召开过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专门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统一了思想，并明确了教师起主导作用问题。]经过彭康同志这样一讲，不但推动了大家学习哲学的积极性，而且解决了许多工作上的争论问题，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是先上联系实际的理论课，还是先上基础课打好基础，基础课为专业课服务，怎样理解和安排才符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有的人提出可否先实际后理论？彭校长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过阐述，大家很受启发。教学方法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方法得当与否，影响教学效果很大，因此从解放区办学起，就非常注意教学方法。我记得当时有个教学三原则，一是少而精、学到手（五、六十年代、发展为学少一些，学好一些）；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三是革命与批判。交大对教学法是一向重视研究的，经过学习苏联，特别是吸取了老解放区的新鲜经验，教学效果有了明显提高。

第三点，教师问题。彭校长尊重教师、爱护教师、重视教师是一贯的，他在教师中有崇高的威信。1958年起，大批名教授（包括短期支援的），齐来西安，边上课边培养年轻教师，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里特别值得钦佩的是钟兆琳先生，陈大燮、张鸿二位副校长，他们不但在迁校中是带头人，在教改中，在培养青年教师中，在教学、科研和学校各方面的建设中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彭康同志从学校的根本任务着眼，确保培养合格的高质量的建设人才，特别重视以教师为主体的各支队伍的协调发展。彭康同志讲过一段办学箴言：“在学校中，恐怕就是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一条是教师队伍。有这两条就可以很好完成国家给我们的任务”为了建设和提高师资队伍，彭康同志除了发挥学校老教师的作用，让他们在校内搞在职培养外，还选派了很大一批年轻的又红又专的教师出国培养。现在这批同志都已成为学校的骨干。彭康同志主张学校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教师的主导下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作到教学相长。其次贯彻少而精，改进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自学。第三是教书有人，对学生全面负责。

彭康同志是我们学校奠越的突基人，愿我校的全体同志用继承他的遗训和发展他开创的事业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他逝世二十周年。

作者简介：苏庄，曾任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天津大学党委书记。

（来源：本文原刊于《高等教育研究》1988年第三期彭康教育思想研讨会特辑，选自《彭康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