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同志是一位从大革命时期即献身于革命事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自一九五三年来到交通大学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直到“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含冤去世，他在高等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十四个春秋，为建设社会主义交通大学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的领导下，交通大学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新的社会主义大学风尚逐步建立，学校的各项事业都得到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切实贯彻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完成了交大西迁任务，后来在此基础上建成了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所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国家重点大学，他对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彭康同志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很多卓越的、独特的见解，并且常常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阐述他的观点，耐心地用探讨问题的方式，与同志们共同研究，排除谬误，点破迷津，统一思想，共同前进。他善于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用事实来说服大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教育改革的新的设想和要求。在长期共事中，我们逐渐察觉，彭康同志并不是因事论事地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而是以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为目标，从高等教育的总体出发进行观察研究，以高等教育本身的规律来衡量对照，密切结合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通过试验，稳步地进行改革。他的教育思想是比较系统的，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可惜，世事多劫，天不假年，彭康同志来不及把他对高等教育的系统思想通过文字遗留下来。在这一次纪念彭康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的教育思想研讨会上，我只能根据彭康同志的讲话记录稿和个人的回忆，粗浅地谈谈对彭康同志教育思想的一些认识。通过大家的工作和交流，集腋成裘，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给后人留下一笔可贵的财富。

本文着重从彭康同志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高等教育改革等几方面加以论述。

（一）

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是高等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及其归宿，高等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而运转的。多年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经常受到歪曲，致使教学过程中主次不分，本末倒置，严重影响教育质量。彭康同志十分重视培养目标的探讨，每次谈教育工作，总是从培养目标谈起，他经常讲的关于培养目标要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原理和培养目标要有针对性两个问题：

1.彭康同志认为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要贯彻全面发展的思想，德育、智育、体育三者是相辅相成的，要正确处理好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刻苦学习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在美育方面，他也十分重视充实和活跃学生的精神生活，陶冶学生的高尚的情操。

关于正确处理红专关系，贯彻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彭康同志经常阐述社会主义觉悟有助于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而后者又能促进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的道理。彭康同志对红专还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红”，不仅要看社会主义觉悟，还要看政治理论水平，看有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他批评有的党团员不认真学习政治理论课，他说，这种人红不红还是个问题。他还认为学生红专关系主要表现在红专统一，“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理想，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红），但同时要有为社会主义服务必要的理论知识、实际知识和能力（专），红专应该是统一的”。“如果红的不专、专的不红，那我们的教育失败了。”

在贯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彭康同志坚决主张学校教育要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他不赞成在学生中搞政治运动，也不赞成学生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发现有些学生干部因社会工作过多而影响学习时，随时加以调整，以保证他们较好地掌握业务知识。

2.彭康同志主张培养目标要有针对性，要具体化，不同科系和不同类别的学校要有所差别。

工程专业以“工程师”为培养目标，在建国初期有过争论。主要由于苏联高等学校以“工程师”为本科毕业生的学位称号，而当时工程界的“工程师”职称地位很高（相当于现今的“高级工程师”），因而受到工程界反对。为避免把培养目标与当时通行的技术职称相混淆，提出高等工业学校要“完成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实际上还是以“工程师”为培养目标，明确地写在教学计划上。到反右以后，以工程师为培养目标受到批判，不再提工程师了，都按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提法，不论哪个层次，哪种学校，都是培养“劳动者”，以后又进一步改为“普通劳动者”。这样的培养目标，使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材缺乏明确的针对性，导致教育过程的混乱，政治活动过多。劳动时间过多。彭康同志多次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泛指的教育目的，不是学校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大中小学各不相同，各类大学也应有差别。1961年整风调研时他明确指出：“五年制大学的教育过程，首先要明确目标是培养工程师，要为以后当工程师打好基础”。对于我们这类学校的培养目标，他认为应当有更高的要求。1965年在机制专业调查时他说：“我们要为今天的生产服务，也要为明天的需要打好基础。”“我们的学校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又要有较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的干部。”“我们就是要培养为科学、技术、文化现代化服务的人。”彭康同志主张从全面发展、红专统一、教学为主、适应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学科和学校的特点制订培养目标，他的考虑是比较系统、全面而深入的。

（二）

彭康教育思想反映得比较鲜明的另一方面是重视遵循教育的自身规律和基本教学原则。他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性与循序渐进的原则，少而精的原则，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和发扬学生自觉性、独立性、创造性的原则，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等等方面，发表过很多精辟的意见。本文中着重介绍彭康同志不同时期中对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的见解。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避免学生只从书本接受知识的片面性，教师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从而提高其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几乎是一条公认的教学原则。

但是，在建国十七年中，这条公认的教学原则受到严重的歪曲和片面的解释和运用，特别在“左”的思潮泛滥，即所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期为甚。如在一九五八年大搞“教育革命”时，宣传一切教学过程都必须遵循“实践——理论——实践”这一公式，一切都要从特殊到一般。举凡实习、实验、劳动都要放在讲课之前，讲课时要说明一个原理，都要摆出一个实际的例子作为开头，有时牵强附会到十分可笑的程度。教师深为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反对，怕戴“帽子”，不得不挖空心思去找“联系实际”的办法。对此，彭康同志态度十分鲜明，他在各种场合，诸如调查总结会、教学讨论会、“实践论”辅导课上，反复地阐述他的见解。他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的优良学风，也是一条最重要的教学原则，一定要认真贯彻，但在方法上和形式上可以多种多样的。可以在讲理论时把理论产生的实践根源和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阐述清楚，也可以从学生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出发，推导演译，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来接受新的理论知识，有需要和可能时，可以通过各种实习、实验、调查等环节来检验理论和加强对理论的认识。他认为对大学生来说，后一种方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又说，教学作为传授知识的过程，和人类知识的发展过程是有区别的，传授知识不能事事从实践开始。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整风调研交流会上作报告时说：“学校的任务是传授知识，教师把已有的知识教给学生，学生学到手后再去应用和创造。要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也要用实际知识去理解理论。实践——理论——实践是人类知识发生发展的规律，不是教学过程的规律……”。第二天，他向教师作报告时，从理论联系实际讲到当时流行的所谓“教学必须从特殊到一般”，“基础课要为专业课服务”等问题，他说：“传授知识从一般到特殊，还是特殊到一般，这是教学过程问题，也是教学方法问题。因为教学是传授知识，学生学习后要发展提高，还是从一般到特殊为好。基础课是属于一般的，学习专业先要打好基础，学好基础课。”又说：“基础课要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大的适应性，既要能适应当前生产的需要，又要能适应明天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基础课为专业课服务，是降低基础课水平，是实用主义观点。”这一次长达半年的调查研究，基本上统一了师生的思想，明确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方向。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间，在当时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欣欣向荣气象的大气候下，教学原则能够坚持下来，教学秩序比较稳定，开展了改革试点，教育质量也有所提高。但到一九六五年以后，在对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出现的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迅速反映到学校的教学工作上来。提倡毛泽东语录进课堂，学习解放军的直观教学，举办样板课，强调一看就会，一学就懂，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执行“实践第一”等等，倾盆大雨似地倒下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风暴，还比以前几次为烈，把教育思想和教有方法上的分歧，提到政治高度，提到赞成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高度，给学校教师和领导干部很大的压力。彭康同志除了针对“语录进课堂”和如何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有许多明确的观点外，再度对教学中如何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做了许多解释工作。他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教学讨论会总结报告时说：“从教学来看，是否也要经过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或者一定要从实践开始，或者一定要从感性知识开始呢？大家可以研究，我看不一定必要。”又说：“关于理论联系实际，有两个问题，一是把实践——理论——实践这一知识发生发展的规律机械地用到学校传授知识的整个过程中去；二是片面地重实践轻理论，主要表现在衡量学生的服务质量，单看眼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综合地从学生的理论知识、实际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及工具的运用等方面来衡量。”这些观点，明确地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教学原则具体应用，比几年前的解释更进了一步。这些观点，也并非彭康同志所独创，但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站在风口浪尖上公开地宣讲自己的观点，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敢于坚持真理，与各种谬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的精神。但是，历史注定这个错误一时还纠正不过来，而且还要深深地滑下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实践就是一切，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是罪恶，知识分子是罪人，文化教育被摧残得接近消亡的边缘，最后迎来了拨乱反正。这些彭康同志已看不到了。

（三）

彭康同志对教育改革持什么态度？他对教育改革有哪些认识？提出过哪些改革的原则和具体设想？是研究彭康教育思想值得探讨的问题。

彭康同志对教有改革始终有一明确的观点：“教改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才的质量。教育质量提高与否，是衡量教改成败的标准。”他不是听到改革都叫好，而是冷静地观察改革的过程及其效果，对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的予以支持，对改革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很早就对教学现状表示不满，他多次讲，学校把学生管得太死、学生学得太死，会把许多优秀的人才培养成碌碌无能的庸才。现行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迫使学生在被动状态下学习，必须逐步改变。他曾留学日本，一九五三年到校任职前曾去东欧考察教育，对中外高等教育制度的得失体会颇深。他说过，外国大学生中确有把学习不当一回事的人，混不过去，只好退学。但是，只要好好学习，总能跟上，有的学生还能在两个学校取得学位。他们学的东西并不比我们多，但他们有较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比中国大学生学得活，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比我们强。我们的大学生政治觉悟高，学习努力，通过教育改革，应该比外国大学生学得更好一些。又说，要承认学生之间有差别，要创造条件使多数学生能够主动学习，也要使少数拔尖学生脱颗而出。从这些看法，可看出他对教育改革的态度是很积极的，但是对教育改革的部署，却是非常谨慎的。每当所谓“革命”高潮来到时，他显得特别谨慎，不说过头话，也不泼冷水。他常说，“我们党在发展中最大的损失，是由于犯左倾错误，左并不比右好。”他深知教育经不起折腾，不能大起大哄，要坚持一些行之有效的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的制度和措施，不能否定一切。他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党员大会上讲整风调查时说：“贯彻教育方针，要在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学习苏联的基础上进行，不是把过去都否定了。……我们五二年以来，课堂教育、习题课、实验、生产实习、课程设计这一套基本上是对的，有效的。……不在总结的基础上来创造，而强调创造新体系，甚至还要建立新的学科体系，解放得有些过了。……我们不能过份强调创造中国的新体系。”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好象很保守。但是在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时代生活过的同志，都会想到泼这样的冷水是十分必要的，而敢于泼这点冷水的人，要有十分胆略的。以后直到一九六四年，彭康同志没有提出较大的改革设想。例如，这几年中，他经常讲少而精原则：“主要贯彻少而精，真正贯彻好少而精就能提高教学质量。”直到一九六四年中，他在校务委员会发言中讲过一次改革，他讲：“基础课主要抓内容稳定。基础课的对象是一年级学生，更要讲清楚。”“教改要根据各专业、各教研室的实际情况，尽量做，不要勉强，能做多少算多少，勉强做不好，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对于一些影响提高教育质量的做法，他坚决反对。他反对把非生产性劳动和非专业性劳动全取消，也反对一年级学生进校后先劳动并上专业课的做法，他说：“一年级学生首先要学好基础课，不要上专业课。”到一九六五年，部份院校还在介绍单课独进的经验时，他说：“单课独进在我们学校已试验过，这种经验对我们学校不适用。”但是，他又十分坚持学生必须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必须让学生在一个生气勃勃的环境中学习。他在五十年代末就大力提倡“三活跃”，即“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成为交大校园的新风尚。

从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彭康同志努力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不侈谈改革，是不是他不考虑改革呢？我认为不是的，彭康同志在思考改革的方向和路子。他采用的方法是深入调查研究，按照他的说法，是弄清情况，摸索规律，指导工作，在稳定教学秩序的基础上研究改革。根据我的回忆，这五年中彭康同志布置的重大调查研究项目，诸如：整风调查、毕业生质量调查、专业口径和专业设置调查、专业和课程的教改调查、解放前后交大教学质量对比调查、毕业生对工业部门适应性调查、师资培养调查、各类人员思想情况调查、知识分子政策调查等等，不下十次之多。彭康同志花在行政工作上的时间不多，主要抓调查研究，经常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彭康同志亲自参加一些重大的调查研究项目，亲自听取汇报，共同分析研究，直到作出结论。在调查开始时，他不划框框，不定调子，首先要求广泛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弄清实际情况。调查一段时间，掌握一定材料以后，有些同志提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他常常先不置可否，共同进行分析，指出一些矛盾和问题，促使大家思考。经过他的提醒，同志们发现情况还没有摸清，结论论据不足，甚至感到结论不正确，就主动作进一步调查。经过多次反复，才得到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彭康同志就此在干部、党员、师生员工中分别作报告，广泛发动讨论，最后达到多数同志比较一致的意见。把调查研究、掌握情况、解决问题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调查研究的结论和新的工作部署，自然能为广大师生员工所接受和乐于贯彻。

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后，到一九六五年初，彭康同志对教育改革似乎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构思。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教学讨论会总结会上，他从培养目标的要求出发，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的，概括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就需要采取更有效的办法，培养出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的人才来，实现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教育改革，把我们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加以改进，可以更加迅速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有较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的人才。教改不能降低质量，否则何必改？改了以后，要使学生学得更多、更好、更牢、更活，学了能够用，这就能适应国家形势要求，使学生更好地从事四个现代化工作，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据说，彭康同志的报告，很受到当时的教育部和许多兄弟学校的重视。

就在他这次讲话前后，他向张鸿同志和我提出了几个改革设想：一是挑选一个班级进行全面改革的试点；二是试行一套因材施教、拔尖培养的教学制度；三是吸收西方学分制的优点，拟订并试行一种学分学年制相结合的新教学制度，增加选修课，使学生在学习中有较大的自由选择余地；四是选几门公共课或基础课，开设大班，任课教师挂牌，学生自由选择听课，学期终了，统一考试。他要我们研究，能否开展试点。我们商量后，顾虑很多，不敢贸然试验他的第三、第四种建议，只在专业改革（机制52班试点班）和因材施教两个方面安排了试点。又按照他的思路，开展学科竞赛、课外科技活动等内容，活跃学生的学习生活，很受学生的欢迎。但时不我予，不久以后，文化大革命狂潮把一切都卷走了。

根据以上事实，能否这样说：彭康同志对教育改革的目的是明确的，态度是积极的。由于高等教育的复杂性，他主张行动稳妥，举止谨慎，不侈谈改革，而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了情况，看清了改革方向，再提出改革方案，进行试点。在当时情况下，高等教有困难重重，动辄得咎，学校领导对教育改革采取积极研究和谨慎实施的态度，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以上仅就彭康同志当时对高等教育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见解，初步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力图保存历史真实。下笔之初，觉得内容很多，成文以后，又觉得写得很肤浅，某些问题的论断很没有把握。尽管如此，觉得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回顾彭康同志主持我校工作十余年，除对教学工作外，还对迁校问题、办学方针、科研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政治课学习、师资培养、知识分子政策，学校管理等等方面，都曾发表过很多个人的意见，经过执行，不同程度地收到效果。如果能够约请一批当时的当事人分题撰写，在此基础上参照史料汇总整理，可以比较系统全面地理清彭康教育思想的思路，并给以恰当评价，也可以对我校校史甚至对我国高等教有史作有意义的充实。

作者简介：庄礼庭，曾任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副校长，代理校长。

（来源：本文原刊于《高等教育研究》1988年第三期彭康教育思想研讨会特辑，选自《彭康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