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教育在新潮、旧制这对矛盾体的反复较量中如剥茧抽丝般艰难前行。新潮涌动必施新政，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废除已实行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是各项教育新政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

当时，清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为了巩固其统治权，决定在内政、外交、教育等诸多方面推行新政，于1901年颁布“兴学诏书”，指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先后拟定“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对全国学校的学制、课程、管理等进行统一规定。在这一背景下，南洋公学如何并轨于新学制成为盛宣怀办学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清政府1902年拟定“壬寅学制”之时，南洋公学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已存续多年，并为管学大臣张百熙赞为“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之最”。新学制拟定后，盛宣怀即呈奏清政府，恳请将公学定位为“高等公学堂”之列。这一奏请突破了新学制规定的高等学堂只设在各省省会的限制（上海时为江苏一县）。

然而，1902年底“墨水瓶事件”引发的风波，导致师生多人离校，苦心经营六载春秋的南洋公学遭受重创，加之而来的办学经费锐减、维持艰难，迫使师范院、译书院等机构停办。在朝廷中日益得势的北洋重臣袁世凯也借机干预学校内务，主张解散公学。

突如其来的变故，鞭策着前辈先贤们不得不排除万难，重新规划学校未来、定位办学方向。1903年秋，盛宣怀力顶压力，奏请在公学上院院舍开办高等商务学堂，一改“各省设立高等学堂，考求政艺，不患无人，独商学专门未开风气”的局面。同年，学校议定更名为“南洋高等商务学堂”并于次年得到清政府正式应允。然此校名尚未及对外启用，学校遂于1905年春改隶商部并更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1905年9月2日,清光绪帝下谕旨“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一道谕旨结束了多少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梦想，一时间不会再现金榜题名时的扬眉吐气，亦不会有名落孙山时的悲苦神伤。

科举废除的1905年，对南洋公学来讲同样具有不凡意义。

这一年，公学移交清廷商部管辖，更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随着隶属关系的变化，学校在办学方向、专业设置、人事管理等方面，均出现较大变动。在学科设置上，因地处商务最盛的上海，又隶属商部，自然要有商科类专业。其次，因经费皆由轮电招商局拨付，理应为两局输送专业人才，故而考虑添设轮船、电机专科。自此，学校开始以讲求实业和培养工商业专门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为主，标志着学校办学方向的重大转折。

这一年，公学奠基者盛宣怀请辞督办一职，离开了他倾注十年心血的学校。这十年间，盛公筹划办学资源、延聘教习人才，即便是学生招考、派遣留学这样的具体事务均不遗余力，为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出大批有为之才。他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理念，讲求实学实用的教育范式，深刻影响着学校后来的办学实践与育人特色。

科举制度的废除，表明了清政府大力推行新学制和学堂教育的决心。然而，清政府的这一教育主张，南洋公学早在十年前就已实行，并积累诸多经验。科举废除时，公学已开始尝试培养社会急需的实业人才，不知这一实践探索，比当时法政科占主体的教育时局又超前多少年。

文字：史瑞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