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到会的有交大、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西安的动力学院、建筑学院、西北工学院、航空学院，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一机、二机、电机等部，还有中宣部、二办。交大一个学校问题牵涉到四面八方，这样多的单位，给交大看看，一个问题关系到各个方面，原则是容易确立的，但要结合具体问题，要牵涉到各方面，不是那样容易运转，好像一部机器，鞍钢一个机器坏了，请了许多苏联专家来检查，才找出毛病，停止生产一个多月，减产钢几十万吨，一个机器影响了整个的生产。有时确定的原则虽对，但因准备不够，安排不当或条件不足就要产生新问题，只好重新修正，但要影响很多事，这还是机器，是自然现象。至于教育事业，那是社会现象，是人，还要涉及到许多人事等关系，更复杂，即使安排好了的，有了新情况还要重新安排。这些比方说明问题很复杂，不是青年学生所能理解的，因之要向青年学生讲清楚，要靠大家，向师生说清楚，条件是变的，困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困难，有些困难在当时是无法预见的，因为当时有些条件还没有生长，是以后才产生的。在矛盾中求得一时的统一，又产生新矛盾，再求统一，这是前进过程中的规律。交大迁校问题到了国务院这一级，这是个典型问题，可以更深入了解认识一件事物，将来我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交代的。
第一，从交大说起。交大问题，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考虑到。我们来看看，为何产生交大内迁及迁移所发生的问题？迁校是由院系调整而来的，院系调整在1952年以前已有了些个别调整，作为一种方针，有计划的调整是从1952年开始的，一直到1955年都有所调整，院系调整的方针及方案都经政务会议、国务会议讨论过。为什么会产生院系调整这个方针，是由于中国的具体情况而来。中国落后，办高等教育的历史也不过几十年，最早出国留学的也不过100多年历史，时间很短。以中国人口来比，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是很大的，经过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数目不是很大的。根据共同纲领以及宪法对教育工作的要求，过去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底子是不能与之相适应的，也就是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是少了，而需要的多，有许多缺门必须补充，有些专业必须发展。再者，过去教育的设置安排也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要求，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要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经济发展在沿海，日本在鞍钢也是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造成经济畸形发展，反映在上层建筑的教育的发展也是畸形的。
当然我也不否认，我们有较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但为数太少，工业的布局、教育的部署也是不平衡、不合理的。假使看不到这些基本情况，就无法理解解放后各项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理解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必要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必须改革，否则不能适应于新经济发展的需要。院系调整就是教育上的一种改革。这不是照抄，这不仅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与社会主义苏联也不同。苏联革命前是在俄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而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需要改革的多。我们可以将改革前后的情况比一比，过去是不是畸形的，不适应、不合理的。否则会否定一切，引起思想混乱。我们应将改革的需要肯定下来，当然这个问题大家还可讨论，但政府应该对这一方针表示一下态度。工作中的缺点及主观主义是有的，但不能将整个国家都说成是主观主义，不能否定一切，当时确定的调整是有根据的。
调整的方针是什么？边改造边建设，经济建设的布局，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
国际形势：1952年正是抗美援朝的时期（虽然1951年开始谈判），到1953年7月才停止。1954年印度支那停战，1954年秋收复大陈岛。几次美帝要与我们较量，不甘心我们的胜利。从1950年开始，国际上是紧张的局势，一直到1955年万隆会议后才压倒，1956年才能对国内外形势做出明确的结论。在这种形势下，不能不考虑国防问题，万一有事要对人民负责。要有部署，何况1955年台湾方面还有些紧张。去年尽管发生了匈牙利、埃及事件，但中国未受影响，更可说明战争打不起来。
国内形势：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相辅而行，但1956年以前还不能肯定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取得胜利。到1955年农村合作化的高潮、公私合营的高潮、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取得了胜利，因此在1956年政协对国内外形势有了结论，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因此在1956年以前不能不照顾到两点：国际形势及对旧的弱点的注意，那是方针，工业布局是放在内地，沿海紧缩，工业内迁，交大内迁就是根据西北工业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其他方面的一些调整也是这样。
西北过去是落后的，但将来必须成为我国建国的稳固的后方。那里有条件成为乌拉尔，那里有丰富的资源：煤、石油、水力资源、地下资源、有色金属、包头铁矿、稀有金属，这是有利的。但那个地方交通、水陆公路还较落后，地下资源未勘察，机械工业可以说没有，轻工业也很少，这些是不利的条件。西北地形背靠蒙古、苏联，作为我国工业建设的基地，是必然之势，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就重视。
以西南比西北，西南也应成为建设重点，资源丰富，有水力资源，尤其是人口多，劳动力多，森林茂盛，比西北好，但是交通条件比西北更差，因此两个地区是同样重要的，但可先搞西北。
西北西南的建设不求外援，不靠沿海先进地区的支援是不可设想的，同时克服畸形发展，向平衡发展，不能不内调，加上沿海国防形势，上海发展得最大，又要疏散，支援内地也是很自然的事。东北解放虽早但发展较迟，过去是殖民地，文化技术落后于上海。上海是半殖民地半封建，高级知识分子较多，技术条件先进，因此从上海调动得多。
根据以上要求，交大西迁是必要的。不仅交大问题，如无线电调整到成都，因为西南是无线电工业基地。不是调整早了，而是调整晚了，注意得晚了。航空也应到内地，现在在东北，将来还要往西北发展。当然也要根据可能，造船学院就不能设在西北，只能设在上海或大连，不能设在内地。所以要根据历史发展和当前形势来看问题。
因此应肯定院系调整积极的作用，这是主要的一方面。当然我不是辩护院系调整一切都弄对了，没有缺点，有安排适当的，也有安排不当的。
过去民主少了一些，我们承认。这次民主，大家会看到民主也不容易，要牵涉那么多单位，大家各有不同的看法，不好下决心。这不是我推，而是要看大家讨论，问题确实复杂。院系调整有两种情况，有些错误缺点是难免的。有人不同意“难免”，但“难免论”是要长期存在的。一个人走一辈子路一时跌个跤是难免的。没看到、没料到就难免，有些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是可以避免的，但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预见得准确。院系调整应该做一个总结，可以求得一个公正的结论。如交大西迁，就要办个南洋工学院，以照顾到上海的需要。交大如搬回上海，南洋工学院就不必办了。事情就是这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矛盾发展，麻烦总是免不了的。有人说交大在去年全搬到了西安，就不会有今年的问题，但两地一半的情况，也绝不是杨秀峰、彭康有意要这样搞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是一样的，今年科学水平还没有那么高，“难免”还是有的，事先考虑周到些，缺点就少些。事情不要说得太绝对了，将西安说得太好不对，西安究竟不是上海，也不要将上海说得太好而没有困难，交大同仁们要看到回上海有许多困难。
1956年是过渡，是转变的关头。中央对国际国内有利于我国开展全面的建设的形势作了估计后，在5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十大关系：（1）工农比重；（2）沿海内地，过去重视内地是对的，今后沿海应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便于积累，提高技术；（3）建设与行政开支的比例；（4）个人与集体，精神物质两方面；（5）中央与地方、民主与集中，过去集中多了些，今后扩大民主，有利于建设。
为了更有利于建设，需要重新部署，国家投资多用于工业建设，情况改变，要重新布局，但工作的转变并不容易，逐步来。十大关系解决不是一提出来就能很好解决，不可能180度的转弯，事不同于人，尤其是国家大，转弯也慢，大象转弯总不容易，从思想上转变到组织、工作制度的调整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要看到历史原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当前历史时期的原因。
第二，交大内迁也是处在这样一个转变的关头，所以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很难说哪个人“一意孤行”。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将各种原因说清楚后作出估计，才能来说交大问题。交大问题三句话：
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支援西北建设，照顾国防是必要的，当时也不是没有想到交大内迁的困难，一棵老树，在上海60年生了根的大学，而是为了西北需要，为什么不以西北工学院扩充和加强来解决呢？当时设想的工业速度要加快，以西北工学院为主不可能，交大搬去，可以搞得快些。西工不是不可以，而是一个快一个慢。交大搬，困难是大，但既然国家需要，就设法克服困难，所以在西北基建搞大些，以满足需要，减少矛盾，因之，55年决定是对的，服从了需要，但对困难估计不够。
1956年是可搬可不搬，也可以由交大支援一部分。从十大关系、新形势新安排，可以不搬。但另一种设想，学生已招了2200人，留在上海很难，西安校舍已建立，招生任务大，当时不能不这样。3月取得重大胜利，5月提出十大关系，6月就碰到交大问题。工业速度下马是今年才明确的，去年还是设想。去年人大通过的基建投资是140亿很大，规模速度改变得并不大，学校已经动员，西北又需要，因而是可搬可不搬。经过商量，但商量得不够广，当时时间仓促，已到6月，造船学院又要分出来，仍决定搬，搬了一半。
到1957年就造成了程孝刚先生说得很好的“骑虎难下”局势，困难是由国内外、校内外等原因造成，不仅困难且影响很大。先要肯定院系调整这一方针，要确定一切为了社会主义需要的原则。如别的学校都要回老家，动院、航院、船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大家都要回老家，如果我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那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那不可能。已经走到现阶段就不能否定一切。大家是爱国的，不会这样做。
院系调整的缺点要克服，但不能否定院系调整正确的方针。即使主张迁回，也要照顾到大局。据说西安交大的学生到动院劝说搬回去，这是闹风潮。交大查一查，这样波动全面，就要破坏已获成绩。今后还会有必要的调整，但根据取得了的经验，会更加慎重，使毛病少些，尽可能少些，做得好一些。
交大问题如何解决？着眼点也要根据一切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还是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交大问题时刻不能脱离这一原则。
大的不外两个方针：
第一个方针：坚持搬西安，少数不能去的不勉强。要有多数人去，交大的老底子还保存，但是有缺点，交大与校外结合的条件不好，又有西工、动力学院，多了一些。但将来还可以，西北是欢迎的，看远一点还是有利的。不是西北容不下一个交大，西安党政领导对交大照顾得很好，当然比上海条件还是不如，照顾得已使别的学校红眼了。西北是殷切需要交大的，大西北包括山西、河南等7个省区，西安是中心。
55年决定迁校是根据人大决议，按计划办事，是为了建设工业基地，56年也未取消，要求如能搬去是好的，因为西北是发展的地区，第一个五年计划决定建立包钢、武钢为中心，建立华北、西北、华中新工业基地。
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速度放缓，但西北工业基地并未取消，因此交大内迁还不能说不需要。如铁道全国新线5000公里，西北占2500公里，占一半；复线有京汉、陇海、大同与西安线；西北、宝成电气机车，二连线内燃机车，三种机车都有，别处没有；将来大修理厂也在内地。如动力方面，全国工业企业限额以上813个，西北224个，占27.6%；投资，工业企业总额为355亿，西北113亿，占总数三分之一。如钢厂：包钢、太原钢厂扩建，兰州炼油，洛阳拖拉机。洛阳有拖拉机、矿山机械、轴承；兰州有石油；太原有重型机械；西安有飞机配件厂；包头有坦克发动机厂，大水电站、热电站有59个。
这些都说明西北工业发展的前途是广阔的，下马而要改变的是规模，不要那么大速度，不能那么快，不是取消基地，也不是过去几年无成就。所以交大留在西北还不是不需要，当然工作关系，还须做很多工作。
当然，不能说西北一切都好，困难还是很多的。第一，作为工业基地，劳动力不如华东，也不如西南，这是主要缺点。内迁人口是有困难的，生活、风俗习惯，安土重迁是自然的。除了搞革命要背井离乡外，是不容易搬动的，何况交大是学术机关。第二，森林少，沙漠多，对建设不利，不如西南。第三，水利少，水土保存困难，如新疆水少，沙漠又南移，是很不利的条件。
所以要向自然作斗争，这是我们光荣和长期的任务。艰苦奋斗中锻炼我们。程孝刚先生谈交大有“安土重迁”的传统，那搬一下也有好处。每一学校都有好传统，但也有弱点，可以变一变。东南文化高一些——我也是东南人，但有些保守。有人说交大是“骄傲自大”，有长处，也有缺点，内地觉得我们东南人不好安排。弱点要看到，值得交大警惕。因此，如果能到西北锻炼是很有好处的。西北是中华民族发源地，林老常说：“中国革命起源于东南，成功于西北”。不要（仅仅从艰苦条件出发）那样看西北，条件太舒服是不能锻炼培养青年的，应该是经得起风霜。西北是苦，不仅有风，而且有大风，引导青年克服困难，应该是求之不得。柴达木盆地去工作的都是东南去的，他们都很好，很愉快。要敢于向学生讲这些话。因此交大已到西安的8000多学生、职工及家属经了一年风霜是好的。
今年交大毕业800多人，其中也有二批要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国家分配，到西北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如果有少数人不愿去，当然也可坚持个人自由，国家就有不管你的自由。一切都听由你的，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美其名“自由”，实际上你只能按照它的意思走，需要的你来，否则饿死也不管。今年毕业生已经多了，可以去搞些紧张和艰苦的工作。
现在上海余下来的一千多学生、几百位教职工如能动员去西安，为什么不好呢？假如去年将交大问题提到国务院讨论，也可能不搬，而今年事实上已成为骑虎难下。为何不骑上虎跑一下？因此如果大家能接受，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如去西北有困难的，如老教师体弱的不能去，不能去的可以不去，但有时可以去讲讲学。
西安与工业配合也不够，长远打算是有发展，眼前是留上海有利，当前迁西安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可以逐步改善，主要还是不愿去的太多了。如果有很多老教师不能去，又不能太勉强，以致影响教学、影响质量就不好，那就对工作不利。如尽一切力量说服也想不通，仍不能解决，硬搬过去，与当地土壤接不起来，大树死掉，就是个损失。
这些道理必须向全体师生讲清楚，如果仍然说不服，我们考虑第二方针。
第二个方针：不可能说服，搬回上海的方针，还有三个方案，最高的、中等的和最低的。
为什么可以考虑搬回上海这一方针？因为不好太勉强。新的形势，沿海与内地兼顾，上海也还有需要。交大在上海六十年，与社会关系密切，教学工作、科研工作有好处。当然交大不回上海，上海也垮不了。还有南洋工学院毕业生也可以分到上海。
第一主要是由于交大搬不动，且主要在教师而不在学生（学生有入学、退学的自由），不愿去的占了多数。第二是形势也许可，所以可以回去，也有有利的方面。回去的方针，也是需要。但是回去仍然要和支援西北结合考虑。
回去也有三个方案。为什么要三个方案，因为交大8000人已到西安一年，已和西北人民发生了历史的关系，因此即使回上海，必须以最大的可能支援西北。不能不为西北想，支援西北，交大要尽责任，否则无以对西北人民。交大的六位代表也如此说。
第一方案，高的方案，多留些专业在西安，使西北有所帮助。我设想一种是新的专业：热能动力装置（有169个学生），高压工程（已有一年级），无线电（一年级），应用数学（今年招生)。以上学生322人，教师35人。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应用物理、工程力学，教师要在上海准备。
是否还可设想其他专业调西北？运起系五个专业有无此可能？程孝刚老师主张有条件搬的，也可能所属五个专业的老师不一定愿意去。据说可能性不大，不能勉强。是否其他专业有可能？请交大考虑。
第二方案，低的方案，全部回去，一个不留。这恐怕不好，交大师生也于心不忍，也不好的。西北方面那样欢迎你们，完全回去，一个不留，是不利的。这要向师生们讲清楚。
第三方案，折中方案。高的方案做不到，低的不可取，也可考虑折中方案。向师生进行动员，愿留西安的可留西安，一年级学生可转专业，二年级学生也可，22个专业，有与西工、动力相同的，教师也是一样，电机制造愿留的也可以。分一部分，或转一部分，对支援西北有很大好处。
总之，交大即便走了以后，使西北人民感到交大来一趟，对西北人民还是有好处。这样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对交大也有利，虽然走了，也照顾各方，要从团结出发，不要对立，现在情况不大好。今后还要与西北各校合作，而不是造成对立，对其他学校也可减少不利影响。
我相信道理讲清，会有些人愿去。如果采取最低方案，必须讲清楚回去以后困难极多，困难重重。
首先和造船学院有矛盾，造船外迁当然有困难。其次南洋要合，也要征求南洋同意，当然困难是少些。交大全回去，人多摆不下，今年不招生也解决不了问题。今年是应招生的，几千人回去，绝不是短期能就绪的。上海有欢迎的一面，也有有意见的一面，学生感到上海好，回去以后会感到许多问题不如西安。
双方利弊必须讲清楚，在讨论时因为范围小，对回上海利的方面谈得多，不利的方面提得少；西北困难说得多，有利方面说得少。
大家要想到搬回有困难就好。交大在西北发展前途大，如回上海发展有局限性，前途有影响，最大规模6000人（包括研究生），上海不能大基建，这是国家方针，交大要受到限制，上海工业协作的配合也有局限性，上海新工业不会有大发展，不如西北。但一个大学搞四五千人也好，交大可以着重提高、求精。将来要提出很多过高要求，交大是达不到的。
因此基建投资不可能太多，当然有修修补补的问题。与造船学院也要统筹兼顾，有安排。
当然交大可以着重提高质量，这一点必须讲清楚。问题提到国务院来了，我不能不把问题全面讲清楚。由交大自己讨论，决定后再报高等教育部批准。
再是，交大与校外的关系，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学校，是个集体，到处有内外关系，特别是交大一举一动，都会有很大影响，联系到各个学校，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须顾全大局，一切应从团结出发。西北的动院、航院、建院、上海的造船、南洋有直接关系，全国影响到院系调整的学校重庆医学院、大连海运学院、成都电讯学院。学生有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必须照顾恰当。我们是集体主义者，要照顾恰当，必须从全面着想要使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提请先生们注意。
反过来，如交大迁回上海（也不是完全无道理），要求其他学校也应以协作精神来对待，即使交大回去，其他学校也应安定下来。航院、无线电学院要闹大风潮，不要这样搞对立，不能用一个方案办事。如航院，南京已有一个，将来航空基地在西北，不能在东南办。所搞无线电也是必要的，将无线电重心放在成都是肯定的，不能放在上海，如放在上海，只能成为广播电台中心，也只能对太平洋。而无线电又搞迟了，必须抓紧搞，骨干师资必须加强，其他学校有人应调动，交大也是一样，包括交大的力量，必须支援。
我的话讲到这里。问题摆在大家面前，高等教育部亲自到上海、西安去向大家讲清楚，先向教师讲，再向学生宣布，然后报部批准。
杨部长到上海，刘副部长到西安。杨部长要我下决心，问题很复杂，决心不好下。还是请大家再考虑。对于这样一个个复杂问题不能不如此，不是要你们为难，我是不偏于哪一个意见的，目的是要交大搞好。
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
（1957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