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日的激情与斗志。

抗战初时，国民政府对战情尚无准确预估，对全国高校采取“就地维持课务的原则”。然而自抗战开始至当年8月止，短短不到两月时间，全国108所高校，受到日寇破坏的达90余所之多，其中10所学校全部被毁。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8月紧急颁布《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规定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又于1937年9月8日，发布消息 “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为基干，成立西安临时大学”。自此，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为存续教育火种而进行的大规模高校内迁，逐渐步入高潮。

处于前线区的交通大学，办学状况岌岌可危。学校师生强烈要求内迁投入抗战，并为内迁做出多方努力，却屡屡遭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拒绝。1937年10月，学校在隆隆炮火声中开学复课。11月初，上海战事越发紧张，教授会再次派出代表面见教育部长，要求准许学校内迁，然仍遭拒绝。

交通大学本由铁道部管辖，此时需受教育部安排，则是因为抗战前夕，铁道部撤并，学校回归交通部未果，改由教育部直辖。教育部以“工程教育，最关紧要，交大素著成绩，政府期望至殷，所处环境，亦尚可勉力进行”为由，要求交大维持上课，不必内迁。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战时的上海，炮火连天、流弹纷飞，早已朝不保夕。交大校园也常有敌机在上空盘旋。于是学校在与教育部交涉内迁事宜的同时，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带领师生员工，将教学场所及仪器设备转移至相对安全的法租界内。而交大原有的徐家汇校舍一度成为上海难民救济会的收容场所，后被日本宪兵队和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侵占，直至抗战胜利才得以归还。

在租界内，交大师生分散于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中法工专等多地进行授课与实验。实验仪器、设备、图书等虽历尽艰辛，抢运而出，但在法租界亦无法全部安装使用。国民党当局所拨办学经费长期拖欠，后数额锐减至战前一半，加之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广大师生生活陷入穷途末路。

值此危局，交大教师们临危不惧，团结一致，挺身而出。在教学上，承续老交大传统，大教授们如基础课之胡敦复、裘维裕、周铭和徐名材，专业课之钟兆琳、陈石英、胡端行、李谦若、康时清等，亲自上课、带实验；在日常要求中，霸王课“物理”每学期大小考试多达28次之多。实验仪器虽不齐备，但实验环节、要求和标准并未降低，参观实习项目亦未减少；在招生方面，仍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为提高生源质量，曾赴香港招生百余名；在校务方面，广大校友、教师纷纷施以援手，主动为学校捐款、捐赠相关资料图书，学校则一方面开支节流，一方面增加特殊学生和优秀学生的奖励补助力度。

抗战八年，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四周曾一度被日本军队占领。交大借居在如“孤岛”般的租界内，艰难维持着教学活动，毅然肩负起为国家复兴培育英才的历史重任，成为沦陷区办学最出色的高等学府，培养出如飞机制造业先驱胡声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文俊、徐光宪，第二位华裔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田炳耕，另有谈镐生、许国志、杨嘉樨、高小霞、顾夏生等多名院士。

作者：史瑞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