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交通大学不但暂借法租界继续办学，还在重庆大后方设立分校，应国家民族之需，开办新专业，形成学校办学史上未曾有过的“海陆空”齐备的专业格局，并着手培养硕士研究生，在民族危亡之际，加紧培养大批国家最为需要的专业工程人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至交通大学重庆本部，师生们为之欢欣鼓舞，憧憬着早日回到上海徐家汇校园，与沪校师生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8月20日，吴保丰校长召开复员工作会议，决定即刻开始复员工作，随后成立复员委员会，确定先高年级后低年级的搬迁原则。然而战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二千余名师生返沪的交通问题面临诸多困难，复员之路异常艰辛。从是年9月第一批师生踏上返沪游轮，至最后一批师生于次年8月抵沪，渝校师生前后分六批、历经一年时间，终平安“会师”于沪上。

抗战的胜利，也结束了沪校师生在“孤岛”上忍辱负重的生活。大家纷纷回到在战争中被日寇所占的徐汇校舍，希望校园能够早日恢复往日生机。然而国民党军队某部却进驻校园，国民政府又将沦陷区内专科以上的公立学校定为“伪学校”，致使沪渝两地师生合并复课陷入困境。在师生们的强烈抗争下，国民党军队于1946年10月全部撤出校园。而“伪学校”的问题则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会同社会各界力量得以解决。1946年6月，复员、接收工作终告一段落。

复员上海后，我校师生规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如1947年，教师总人数已多达280人（至解放前夕，变化很小），较战前黄金时期增长五成多，特别是正副教授就有167人，是战前（1936年有66人）的近三倍。在校学生激增，1946年至解放前夕，基本维持在3000人左右，较战前增长4倍多，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

在学科方面已有18个系、2个专修科和1个研究所，与抗战前相比，工程教育拓展至造船、水利、航空、化工、纺织等领域，管理学科涉及电信、航运、工业工程等行业，形成了“以理为基础，以工为实用，加以科学管理”的三院建制。此后，学校逐步恢复国文、英文会考制度，新建专业工程实验室，将工业研究所电信部升级为电信研究所，在教学管理方面继续坚持办学传统，使学校事业再现蓬勃生机。

在教师方面，张钟俊、陈大燮、曹鹤荪、王达时等知名教授，复员时纷纷从重庆来沪继续奉献母校。战时离职的裘维裕、钟兆琳、黄叔培、周铭等大批知名教授，复员时亦纷纷回归。战后裘维裕教授率先回到沪校，协助接收残存仪器设备，并着手迎接渝校师生复员。另外，还有程孝刚、朱物华、王之卓、吴有训、周志宏、周惠久、殷大钧、沈尚贤、朱公谨等大批知名教授任教我校。当时，交大与清华同为广大学子梦寐以求的最理想学府，有“北清华，南交大”之说。

与师生规模壮大同期，师生质量更为优胜。就生源质量论，战前考录比为10：1，1946年攀升为35：1。1946级工业管理系校友金凤感叹“交大考题之难，称得上全国第一”。据不完全统计，自复员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在我校求学，后成为中国两院院士者有25人左右。教授除多有海外高层次留学背景外，还有丰富的国内知名大学执教或工业事业部门经历：电机系陈季丹教授，曾为武汉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机械系柴志明教授曾为浙江大学机械系主任教授；土木系张有年龄教授曾为四川大学土木水利工程系主任教授；造船系叶在馥教授曾为曾任上海江南造船厂船舶设计课主任，同济大学造船系主任教授；沈尚贤教授，曾为欧亚航空公司无线电工程师，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昆明厂工程师等。在各学领域中，交大教授亦多有建树，如程孝刚、吴有训、张廷金、钟兆琳、张钟俊、王之卓、黄叔培、朱物华、周同庆、曹鹤荪、钟伟成等均为各方面的大师。

作者：史瑞琼 杨澜涛